但字里行间暗示了那些因储君势力过大，最终导致皇权不稳、
朝局动荡甚至父子相残的悲剧。
他写道，太子殿下「英果类父」，「锐意进取」，本是好事，然「过刚易折」，「储君之威过盛，则君父之权何以自处？」
他甚至「恳切」地提出了两个建议。
要么，陛下彻底放权，退居太上皇，全力支持太子推行一切新政。
要么，就需「早做圣断」，抑制东宫过于膨胀的势力，以保「君臣父子之伦，朝廷上下之序」。
通篇没有一句直接指责太子不忠或不孝，却处处将太子放在了「权柄过重、
可能威胁皇权」的位置上，将一个「强势太子」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血淋淋地摊开在了李世民面前。
崔仁师的信，则更侧重于「制度」与「稳定」。
他同样大量引用儒家经典和历代兴衰，论述任何对「祖宗成法」、「朝廷旧制」的剧烈改动，无论其初衷多么美好，都必然会引起巨大的反弹和动荡，破坏现有的平衡与稳定。
他以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汉化等为例，说明即便目的是好的，手段过于激烈，也足以导致天下大乱。
他将太子设立信行、鼓励工匠、引导官员下基层等行为，统统归入「剧烈改动旧制」的范畴，认为这些行为本身就蕴含著导致「朝堂不稳」、「人心浮动」的必然性。
他在信末写道，若陛下认为太子所为利大于，则请强力镇压一切反对声音。
若认为稳定重于一切，则当「有所取舍」。
同样，没有直接攻击太子个人，却将太子所做的一切，都与「破坏稳定」划上了等号。
这两封信，以其作者「以死明志」的悲壮色彩，以及其中引经据典、看似站在道德和史鉴制高点的论述，在士林和官场中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共鸣。
许多原本中立，甚至部分对太子抱有同情的官员，读后也不禁陷入了沉思。
卢、崔二人用生命发出的「警告」，不能不让人们重视。
尤其是那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崇尚「中庸」、「稳定」、「尊卑有序」的官员，更是觉得二人所言，并非全无道理。
太子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太「急」太「烈」了。
一种「太子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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