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而林德贵的米行，就在"文彬号"颜料行的隔壁。
担保人就是隔壁店的老板？
这太巧了。巧到不正常。
江一苇又去了大稻埕的户政事务所，查阅了更详细的档案。他发现，陈文彬在办理户籍登记时，填写的"来台事由"是"经商"。但档案中没有附任何证明文件——没有船票存根，没有入境许可证复印件，没有任何可以佐证他1949年来台路线的官方文档。
这在1955年的台湾是非常罕见的。当时的户籍管理虽然混乱，但基本的入境记录还是有的。一个没有入境证明的人，怎么可能在台北市落户？
除非——他的户籍是后来"补录"的。而补录的渠道，不走正规程序。
江一苇的手指在档案上停了很久。
他想起魏正宏昨天说过的话——"沈墨在大稻埕开了一家颜料行，用的是'陈文彬'的假身份。"
如果处长说的是真的，那么"陈文彬"的户籍档案必然是伪造的。而伪造一份1954年的户籍登记，需要打通的关节至少涉及户政事务所、警察局和区公所三个部门。这不是一个普通商人能做到的——它需要一张隐秘而高效的地下网络。
一张属于共-产-党的地下网络。
江一苇将档案合上，走出户政事务所。外面的雨已经变小了，变成了绵绵的细雨，像一层薄纱笼罩着整条迪化街。他撑起一把黑色的油纸伞，慢慢走向"文彬号"颜料行的方向。
他没有直接进店，而是在对面的五金店门口站住了。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颜料行的全貌——木质门面、剥落的油漆、暗黄色的招牌。店门半掩着，竹帘垂下来，挡住了里面的视线。但江一苇注意到，竹帘的缝隙中透出一线微弱的灯光——煤油灯，不是电灯。
一个1955年的台北商人，店里没有装电灯？
这又是一个不合理的细节。
大稻埕这片区域早在1953年就通了电，几乎所有的店铺都用上了电灯。只有那些极度贫困的家庭或者——有特殊需求的人——才会继续使用煤油灯。
特殊需求是什么？
是不能有电波干扰。
江一苇的瞳孔微微收缩。
他想起魏正宏办公室里那台无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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