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把杯子放回原处。
他今年三十七岁。
二十五岁进部，从科员到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前段时间暂为书记的秘书。
他以为自己至少能跟一届。
但是书记找他谈话。
没说直接定他，只是先试试
他没问为什么。不该问的不能问。
他也没敢想“将来”到底是什么。只想着下去好好干，别给书记丢人。
可这四个月，隔三差五还是能听到部里的消息。
秘书处有人活动了。
谁谁谁去给某位副部送过材料了。
某某某通过某位老领导递了话。
最活跃的那位，跑了三趟人事司，据说连家里长辈都动用了。
他听了，只是沉默。
他能怪谁呢？那是秘书的岗位，多少人盯着。他下去了，位置空着，别人想，太正常了。
可他没有动。
不是不想，是不敢。他太清楚书记的脾气。
越是想争，越得不到。
这四个月的不定，也许就是书记在看——看谁沉不住气。
他沉住了。
然后呢？
赵志国慢慢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对面那扇紧闭的门上。
那个年轻人进去了。
他二十五岁——不，赵志国记得刚才张培民说的是“今年刚毕业”，那应该更年轻，二十一，顶多二十二。
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做什么？在基层锻炼，骑着自行车下公社，调解过两家因为宅基地打架的农民，写过一篇被处长表扬的调研报告。
他二十四多的时候，从没想过有一天能站在那扇门外面等通报。
而那个年轻人，二十多岁，第一次迈进这栋楼，就直接走进了那扇门。
赵志国垂下眼。
他想起刚才那个年轻人站在走廊里的样子。
安静。非常安静。
不东张西望，不和任何人攀谈，也没有一丝初来乍到的局促。
张培民和他说那些书记的习惯时，他就侧耳听着，偶尔点头，不问一句多余的话。
那不是装出来的。
那是从小浸在某种环境里，骨子里长出来的东西。
赵志国忽然觉得有些荒唐。
他在这栋楼里待了十二年，自认为看人很准。
可是那一眼，他竟然看不出那个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北大毕业，应届，姓何，母亲在文化部——
他想起刚才登记表上那一栏，父亲是空的。
母亲：白灵，文化部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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