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分钟后，对方秘书处主动来电，说部长交代了，材料收到后立刻组织会签，明天上午就能反馈意见。
赵志国把茶杯放回桌上，杯底碰到桌面，发出轻轻一声“嗒”。
他什么都没说。
何令耘也没说。
只是把那摞材料放进公文包，继续做下一件事。
——
这种事，后来发生过很多次。
某次需要紧急协调一个专项经费，涉及财政口。
赵志国本能地开始梳理流程——先找谁，再找谁，万一卡在哪个环节该怎么迂回——
何令耘拿着电话，等那边接通。
“李叔叔，我是令耘。”
十分钟后，回复来了：周一上会研究，特事特办。
还有一次，某位老同志打电话来，语气不太好，为一件陈年旧事翻来覆去绕圈子。
赵志国在边上听着，手心微微出汗。
何令耘听对方说了五分钟。
然后他说：“您说的是六二年的那个批示吧？我爷爷也提过，说当年那件事，您是受委屈了。”
电话那头忽然安静了。
半晌，老同志声音低下来：“先生……还记得？”
“记得。”何令耘说，“他说您是老实人，吃亏就吃在不会争。”
电话挂了。
第二天，那份压了三个月的审批件，无声无息地通过了。
赵志国坐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对着那盆浇过水的绿萝，发了很久的呆。
他想，自己当年从基层一步步熬上来，熬过多少冷板凳，递过多少笑脸，磨过多少道签字——那些路，不是白走的。
但有些路，不是靠走，就能走到的。
他想起第一次听到“何令耘”这个名字时，心里曾有过的不甘。
现在那些不甘，像退潮后的浪沫，散得干干净净。
不是认命。
是终于看懂了。
——
交接进度明显慢了。
赵志国自己都没察觉，他不再每天催着何令耘“这个记牢没有”“那个背熟没有”。
他开始在某件事讲到一半时，忽然扯开话题，说起自己刚做秘书时闹的笑话。
“头一回跟书记出差，去上海。我紧张，把讲话稿忘在宾馆了，到会场才发现。书记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脱稿讲了四十分钟。从那以后我养成个毛病，出差前要检查三遍行李。”
何令耘听着，没有笑，只是问：“后来呢？”
“后来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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