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细节，与一个处心积虑、算计精明的罪犯形象，似乎……并不完全吻合。那更像是一种笨拙的、下意识的、甚至可能是……悔恨下的补偿？
不！绝不可能！
她猛地甩头，将那个荒谬的念头狠狠掐灭。这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吗？竟然开始为侵犯自己的人寻找开脱的理由？简直是可笑！可悲！
无论他有什么苦衷，无论他表现得多么“诚恳”，都无法改变他犯罪的事实！无法抹去他带给她的伤害和耻辱！母亲的病不是他犯罪的理由！他的贫穷和困境，更不是他可以被宽恕的借口！
相反，这让她更加确定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对付这种人，怜悯和犹豫，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
她关掉平板上那份初步报告，界面退回主屏幕。冰冷的玻璃屏幕映出她毫无表情的脸，和那双深不见底、寒光凛冽的眼眸。
初步信息已经足够。一个被生活压垮、走投无路的底层蝼蚁。他的软肋，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他那个躺在医院里、靠他微薄收入续命的母亲。
愤怒依然在胸腔里灼烧，但已经不再是最初那种毁灭一切的狂暴，而是冷却、凝结成了一种更加坚硬、更加冰冷、也更加可怕的东西——一种精准的、务实的、不带任何感情的算计。
报警，让法律制裁他？太便宜他了。而且变数太多，可能伤及自身。
私下用钱解决，让他闭嘴滚蛋？那是对自己的二次侮辱，而且后患无穷。
她需要一种方式，一种能让他付出代价、生不如死，又能确保他永远闭嘴、无法构成任何威胁，同时……或许，还能从中攫取一点额外价值的方式。
一个模糊的、黑暗的念头，在她冰冷的心底逐渐成形。像毒蛇吐信，悄无声息，却淬着剧毒。
她拿起手机，再次拨通李秘书的电话，语气平静无波，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李秘书，报告加快。另外，我要他母亲张桂芳在第三人民医院的全部病历资料、主治医生信息、以及目前的治疗费用明细。还有，查一下‘快送’平台本市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以及他们对于骑手行为管理、尤其是涉及刑事犯罪的内部处理流程。中午十二点，我需要看到全部资料，以及……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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