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百块钱，苏晴（罗梓）最终没有花掉。她将它们小心地卷好，和之前积攒的一些零钱一起，藏在地下室一个松动墙砖后的缝隙里。这不是收入，这是“专项资金”——为未来可能的紧急逃亡或特殊开销准备的“毒资”。用从敌人那里赚来的钱，作为对抗敌人的资本，有一种冰冷的讽刺意味。
与胡伟的第一次“交易”后，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某种表面上的平静。苏晴依旧每天去菜市场帮工，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整理她那些琐碎的、来自底层的信息碎片。“磐石信息咨询”的微小业务也在继续，她依旧帮人看简单的合同，分析小生意门路，解答些政策疑惑，收取微薄的报酬或一点食物。她在底层的信息网络，像菌丝一样缓慢而坚韧地延伸着，吸收着这个城市最基础、最庞杂、也最真实的养分。
胡伟那边，暂时没有新的指令。苏晴按照约定，隔三差五用公用电话“汇报”一些无关痛痒的“新发现”：哪个夜市摊位因为争地盘起了纠纷，哪条小巷的租房价格最近悄悄涨了，哪个小工厂好像要招临时工……都是些底层随处可见的动态，价值有限，但足以显示她的“勤勉”和“存在感”。每次汇报，胡伟都只是不咸不淡地“嗯”几声，偶尔问一两个细节，然后让她“继续留意”。
苏晴知道，这是一种试探，也是一种观察。对方在评估她的可靠性、信息质量以及可控程度。她必须表现得既“有用”，又不“太有用”；既“听话”，又不至于引起对“过于听话”的怀疑。每一次通话，她都需要小心拿捏“罗梓”应有的语气——带着点对“高薪”的期待，对“任务”的认真，以及始终不变的、底层人对“大人物”和“麻烦事”的畏惧。
然而，在这看似平淡的周旋之下，一股细微的电流，正通过苏晴那个几乎被遗忘的A手机，悄然触动了另一个层面。
A手机，那部从“苏晴”时代遗留下来的、几乎关机的旧手机。在“罗梓”的生活里，它唯一的用途，就是偶尔开机，查看是否有来自sysop的新广播。自从收到那个加密的商业情报包后，她一直苦于没有足够的算力和工具去破解，只能将其暂时封存。
这天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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