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瑾“科举改制议”引发的朝堂波澜，如同投入冬日冰湖的巨石，表面上被长孙无忌“存而议之、缓而行之”的定调暂时压下了四溅的水花，但其下涌动的暗流与寒气，却悄然渗透、扩散开来。朝会之后数日，无论是公开的朝议、私下的宴集，还是各部衙之间的文书往来，“科举”、“分科”、“实学”、“明工”等字眼，骤然成了长安官场最热门也最敏感的话题。支持者与反对者壁垒分明，争论不休，更多的则是观望与算计。
萧瑀一系的反击迅速而精准。他们不再直接抨击“改制”本身，而是从“祖制不可轻变”、“士心不可动摇”、“**不可淆乱”等大道理入手，发动与萧氏亲近的御史、言官、翰林学士，撰写奏疏、策论，引经据典，痛陈“变更取士之法”可能带来的种种“弊端”：动摇国本、使士子无所适从、让侥幸之徒钻营得利、败坏淳朴学风云云。同时，他们暗中联络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中那些以诗赋经义立身、视“杂学”为末技的博士、学士，通过讲学、文会，向年轻的士子们灌输“务本抑末”、“君子不器”的传统观念，试图从舆论和未来的官僚储备上，扼杀“改制”的土壤。
然而，李瑾那番“分科取士、各尽其才、注重实学”的言论，尤其为“明工”、“明法”、“明算”等“杂科”正名的主张，却如同暗夜中的一道惊电，照亮了许多被现行科举制度压抑、排斥的有志之士的心。他们大多出身寒门，或家学渊源不在诗赋经义，或天性喜好钻研实用之学，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独木桥上挤得头破血流，却往往因为缺乏显赫门第、丰厚家资延请名儒、或精于“行卷”请托之道，而屡试不第，郁郁不得志。李瑾的提议，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前所未有的、可能凭自身“实学”直达天听的窗户！
一时间，李瑾“将作监少监丞、崇文馆直学士、太子右赞善大夫”的官职，以及他“献牛痘”、“献明玻”、“献新纸印刷”、“献改制之议”的“奇能”与“敢言”名声，在长安士林，尤其是那些边缘的、不得志的寒门士子圈中，迅速传扬开来。许多人开始打听这位年轻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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