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反击与固守，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他们不再仅仅依靠朝堂上的道德抨击和礼法辩论，而是开始动用更深层、更广泛的政治资源。与关陇集团关系密切的各地门阀、世家，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向朝廷施压，或上书言事，或通过姻亲故旧在京中散布“立武不祥”、“恐乱国本”的舆论。几位在地方上任刺史、都督的关陇子弟，甚至隐晦地以“边镇不安”、“需朝廷明示”为由，试探朝廷（实为皇帝）的决心。朝中，以褚遂良、韩瑗、来济为首的核心成员，则更加紧密地抱团，几乎每日在长孙无忌府邸或政事堂偏厅密议，商讨对策，统一口径。他们甚至开始秘密联络部分宗室亲王、郡王，试图争取皇族内部对“立武”的反对声音。
与此同时，以许敬宗、李义府为首的“拥武派”官员，也在皇帝默许和李瑾的暗中策应下，积极活动。他们利用“废王”成功的声势，在朝野大力宣扬“陛下英明果决，清除奸佞，正当其时”，并隐隐将“立新后”与“稳固朝局”、“刷新气象”联系起来。他们也开始搜集、罗列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在执政过程中的一些“过失”或“争议”（如某些政策分歧、用人不当的旧事），作为必要时反击的弹药。然而，相较于根深蒂固的关陇集团，“拥武派”在朝中的根基和人脉仍显薄弱，最大的依仗，仍是皇帝的决心和支持。
皇帝李治，则陷入了登基以来最煎熬、也最关键的决策期。他深知，扳倒王氏只是清除了障碍，真正的攻坚战，是与长孙无忌等顾命元老的正面对决。他需要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来彻底打破元老集团对朝政的钳制，确立自己不容置疑的权威，并为武媚娘的上位铺平最后的道路。然而，元老集团的力量盘根错节，尤其是他们在军方、在地方、在士林中的巨大影响力，让李治投鼠忌器，不敢轻易采取过于激烈的手段。他需要一个契机，一个能让他“合理”地越过元老反对、强行推动“立武”的契机，或者，一个能打破朝堂僵局、让天平发生决定性倾斜的“砝码”。
这个“砝码”，他隐约觉得，或许不在文官系统内部，而在……军方。而在军方，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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