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五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急切些。正月未尽，关中的土地已在和煦的阳光下开始解冻，朝廷关于“劝农桑，薄赋徭”的诏令与细则，如同南来的暖风，迅速传遍四道二十个试点州县，并激起更广泛的涟漪。各地州县长吏无论内心作何想法，面对与考课直接挂钩的严令与御史台的虎视眈眈，皆不敢怠慢，纷纷召集属吏，宣讲新政，清点农具，巡查水利，一时间，朝野上下仿佛都沉浸在一股务实劝农的忙碌氛围之中。然而，在看似顺畅的推行表象之下，暗流依旧涌动。既有对政策本身、尤其“薄赋徭”可能束缚手脚的怨言与变通，也有对皇后借新政扩张影响力的警惕与隐忧。朝堂之上，关于“建言十二事”的博弈，在第一条政策落地后，并未停歇，而是迅速转向了另一条同样敏感且关键的议题——“广言路，杜谗言”。
二月二，龙抬头，大朝。太极殿内，气氛在庄重中透着几分紧绷。皇帝李治端坐御座，神色清明。在听取了几处试点州县关于春耕准备的初步奏报后，他话锋一转，再次提起了“建言十二事”。
“皇后所陈诸事，首重农桑，已在推行。然，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广开言路，杜绝谗言，尤为澄清吏治、稳定朝局之要。前番因立后等事，朝野不乏流言蜚语，甚至有人借机构陷忠良，扰乱人心。此风不可长！政事堂对于如何‘广言路，杜谗言’，可有定议？**”
皇帝的言辞中透着一丝对过往流言风波（尤其是针对他和武媚娘）的余怒与警醒，这也使得“杜谗言”一条，在他心中分量格外不同。
这一次，出列主奏的是新任中书侍郎许敬宗。经过“建言十二事”的提出和“劝农桑”政策的初步推行，许敬宗作为“拥武派”核心与文笔干臣的地位更加稳固，由他出面奏对“广言路”这等涉及言论与监察之事，也显得顺理成章。
“陛下，臣等奉旨会议，以为‘广言路’与‘杜谗言’，实为一体两面，相辅相成。”许敬宗手持玉笏，声音清朗，“欲杜谗言，必先使忠言有路可达天听，使是非曲直有公道可辨；欲广言路，亦需有法度规制，以防小人借机诽谤，淆乱视听。故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