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宸殿朝会之上，皇后武媚娘那一声石破天惊的“善哉”与鞭辟入里的“四善”之论，如同在平静的朝堂湖面投下了定海神针，也为李瑾那份宏大而创新的《平边策》镀上了一层不容置疑的金身。皇帝李治随后的“深得朕心”与“明发有司研议”的旨意，更正式将这份战略从“朝议”层面，推向了“筹备落实”的新阶段。然而，朝会上的表态与支持，仅仅是第一步。要将这纸面上的宏图，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国家行动，将战略构想细化为工程计划、预算清单、人事安排与时间表，并赋予核心推动者以匹配其责任的权力，才是真正考验的开始。而这道考验的第一关，便是在皇帝限期“十日”内，各部、寺、监对《平边策》研议细则的反馈，以及随之而来的、关于权力与资源重新配置的激烈博弈。
这“十日”，对长安的皇城官署而言，堪称风起云涌、不眠不休。政事堂内灯火长明，宰辅们就《平边策》的总体框架、优先顺序、潜在风险及与现有政策的衔接，进行了数轮密集而激烈的辩论。兵部衙门人声鼎沸，武将文吏就水师建设规模、登陆地点选择、陆军配合方案、新军械需求清单吵得面红耳赤。工部与将作监则陷入了技术与成本的漩涡，改良抛石机的图纸、新式海船的模型、乃至李瑾奏疏中语焉不详的“火攻器具”构想，都引发了匠官们狂热的研究与争执，随之而来的是令人咋舌的预算估算。户部则是最愁云惨淡的一方，面对着兵、工两部雪花般飞来的要钱要粮文书，尚书愁得几乎一夜白头，拼命核算着国库与太府寺的积蓄，计算着加征、借贷或削减其他开支的可能性。司农寺、太仆寺等有司也未能置身事外，粮草储备、牲畜征调、民夫动员等后勤难题接踵而至。
朝堂之下，暗流更加汹涌。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府邸，成了反对或质疑声音的汇集地。他们无法公开否定已被帝后高度肯定的《平边策》大方向，便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具体执行的“不可行性”与“靡费”。褚遂良指使门下省官员，在审核相关文书时，对预算、工期、民力征发等细节提出诸多诘问，试图拖延。与关陇集团关系密切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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