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封禅的辉煌，如同投入帝国中枢的一颗巨石，激起的波澜层层扩散，经久不息。返回长安后，这种“黄金时代”的盛世气象，非但没有随着大典结束而减弱，反而在朝廷有意的推动和民间的自发传颂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长安、洛阳两京，乃至天下各主要州县，都陆续接到了朝廷颁布的、详述封禅盛况与“天降祥瑞”的邸报、露布。官府组织吏员、乡绅在闹市宣讲，茶楼酒肆的说书人将“天皇登岱岳、天后亚献礼、梁国公终献、天现紫气祥云”的故事编成段子，说得天花乱坠，引人入胜。坊间的雕版印刷作坊，加班加点赶制着粗糙但生动的“泰山封禅祥瑞图”，虽然画工拙劣，但“天皇”、“天后”、“梁国公”的形象以及那夸张的“五彩日晕紫气”却清晰可辨，销路极佳。一时间，举国上下，无论是庙堂高官，还是市井小民，言必称封禅，语必及祥瑞，“天皇天后圣德齐天”、“梁国公功高盖世”、“大唐盛世，天命所归”的观念，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渗透进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在这极致的繁华、无上的荣耀、看似铁板一块的“天命所归”叙事之下，一些细微的、不和谐的影子，已经开始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悄然滋生、蔓延。这些影子，或许暂时无法撼动那巍峨的权力巅峰，却如同白蚁蛀蚀巨木，无声地侵蚀着盛世根基，也映入了那位身处权力核心、却始终保持着异乎寻常清醒的梁国公眼中。
朝堂之上，表面的和谐与颂扬声浪之下，暗流涌动得更为隐蔽，却也更加深刻。
首先是关于“祥瑞”的后续处理。许敬宗、李义府等人自然是弹冠相庆，将此视为政治上的巨大胜利。他们不但力主将祥瑞之事详载史册，还倡议在各州县学宫、文庙，乃至交通要道，刻石立碑，广布祥瑞图像与颂文，务求“使妇孺皆知，咸颂圣德”。这提议得到了武则天的默许甚至鼓励。然而，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却出现了微妙的分歧。一些地方官员为了逢迎上意，或为了凸显政绩，开始“创造”祥瑞。某地声称“禾生双穗”，某地报告“枯木逢春”，更有甚者，竟伪造“麒麟现世”、“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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