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雨经”的预言，如同在已渐趋平静的意识形态湖面上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其影响远超嵩山“紫气”之类的祥瑞。武则天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或者说，她授意下精心“发现”的良机），开始以更加公开、系统和有力的姿态，将自身权威与佛教紧密捆绑。崇佛，不再仅仅是个人信仰或为母祈福的孝行，更成为一项精心设计、服务于最高权力的国策。
麟德四年春，一道诏书自洛阳宫发出，震动天下僧俗。诏书以皇帝李治的名义颁布，但明眼人都知出自天后授意。诏书称，因“宝雨经”重现，佛法昭彰，为“广种福田，上为陛下、皇后祈福延寿，下为万民禳灾解厄”，特敕令于神都洛阳，择吉地兴建一座“空前绝后、庄严第一”的大佛寺，寺名“大周东寺”（注：此时武则天尚未改国号为周，但“大周”之号已开始在她的支持者中私下流传，此处为小说艺术加工，显示其倾向），以供奉“宝雨经”及未来自天竺、西域迎请的佛骨、经卷。诏书明令，此寺规制、用度，皆“倍逾常制”，所需金银、物料、工匠，由少府、将作等监及河南府全力支应，天下各州“随力助缘”，并号召“王公贵戚、文武百官、士庶僧俗，量力捐输，共襄盛举”。
诏书一下，朝野震动。兴建如此规模宏大的皇家寺院，耗费必然惊人。虽有国库和内帑支持，但“天下各州随力助缘”和号召百官捐输，无疑会给地方财政和官员带来巨大压力。一些较为耿直或节俭的官员，如户部侍郎卢承庆，便私下表达忧虑，认为“今四海虽安，然边备未弛，河工待修，仓廪宜实，当以惜用民力为本。营造大寺，虽曰祈福，恐伤国本”。然而，在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的带头响应和鼓吹下，在“天后诚心礼佛，为君为民”的大义名分下，这些微弱的异议很快被淹没。各地官员，无论心中作何想，表面上无不积极表态，筹措钱粮物资，征集能工巧匠，源源不断运往洛阳。
在诏令修建大寺的同时，武则天对佛教的尊崇，以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举动，迅速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她频频驾临洛阳及长安的各大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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