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德七年，秋。
洛阳的喧嚣与荣耀随着秋风渐起，稍稍沉淀。李瑾受封“上柱国”，加“开府仪同三司”，实封增至两千户，赏赐无算，恩宠已极。他交卸了安东大都护的差事，但依旧总领辽东、河北部分军事，并兼领着修订《姓氏录》、督办“格物院”等实务，每日忙碌于政事堂与各部衙署之间，仿佛高句丽的烽烟与平壤的纪功碑，都已成为书卷中渐行渐远的记载。
然而，朝堂的平静之下，暗流从未停歇。一则来自登州、经鸿胪寺急递入京的消息，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了不大不小的涟漪，也让一些嗅觉敏锐的人，再次将目光投向了东方那片波涛汹涌的海洋。
消息很简单，却足以让负责外交事务的鸿胪寺官员眉头紧锁：倭国（此时日本国内自称“日本”尚未被唐朝官方完全接受，官方文书多仍称“倭国”）新任遣唐使、执节使栗田真人，在抵达登州后，并未如常立即请求入京朝觐，反而以“风浪颠簸，身体不适，需在登州调养，并等候国内新旨意”为由，滞留登州馆驿，迟迟不行。更耐人寻味的是，与栗田真人同来的数艘倭船中，有随行官员私下向登州市舶司的翻译透露，倭国朝廷可能“因国内多事，或将暂缓、乃至暂停派遣遣唐使及留学生”。
“暂停遣唐使？”政事堂内，刚刚得知消息的郝处俊放下手中的茶盏，眉头紧蹙，“自前隋至今，倭国仰慕中华文化，遣使不绝。尤其白江口一役后，其国更是恭顺有加，遣唐使规模、频率尤胜前朝。此番我朝新灭高句丽，威加四海，正当万国来朝之际，倭国不增使节、厚礼以贺，反有暂停之意？是何道理？”
旁边的李敬玄捻着胡须，沉吟道：“倭人素来狡黠多变，不可不防。昔年白江口之战，其国便曾联兵百济，图谋不轨。虽遭大败，口服心未必服。此番高句丽覆灭，其国隔海相望，岂无唇亡齿寒之感？暂停遣使，或是观望，或是其国内有变，亦未可知。”
“李相所言不无道理。”侍中（门下省长官）薛元超接口道，“鸿胪寺报，那倭使栗田真人，在登州虽称病不出，然其随从却时有外出，与登州本地海商、乃至新罗、百济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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