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何。这并非个例。他跑了附近几个“团”、“队”，情况大同小异。曾经“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府兵，如今“兵”已不存，“农”亦凋敝。均田制瓦解，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府兵（及其家庭）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或沦为佃户，或逃亡他乡。沉重的兵役（包括番上宿卫和征防戍边）和自备资装，更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富户可以通过纳资代役、贿赂官吏、挂靠权势等方式逃避兵役，而真正的重担，全数落在了那些本就贫困不堪的底层农户身上。恶性循环之下，府兵逃亡日众，在籍者多为老弱贫病，战斗力几近于无。
河东道的情况更为触目惊心。一份来自河东节度使的紧急奏报，被以六百里加急送至长安，直接呈送到了政事堂和紫微宫。
奏报中，河东节度使痛陈：“……奉命征发辖内府兵五千赴陇右。然各折冲府名实难副，在籍者十不存三，存者亦多羸弱不堪驱使，器甲残缺，马匹全无。更兼去岁北地遭灾，今岁粮荒，民多菜色，强征之，恐生变乱。臣遣员四出招募，应者寥寥，偶有骁勇，索要安家、资装钱动辄数十千，地方府库空虚，无力支应。截止行文，仅得兵千余，老弱参半，恐误戎机……”
这封奏报，如同一记重锤，敲在了本就因朝堂僵局而焦头烂额的朝廷中枢头上。它用最冰冷的数字和最直白的语言宣告：帝国曾经高效、低成本的征兵体系，已经彻底崩溃了。朝廷不仅无法像过去那样，迅速从民间征发一支规模可观、装备自给、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甚至连维持边镇基本戍守的轮换兵员，都成了难以完成的任务。
兵部尚书崔知温捧着这份奏报，手都在发抖。他不是不知道府兵制早已弊病丛生，但恶化到如此地步，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无兵可交……无兵可交啊！”他在政事堂的会议上，几乎是哀叹着说出这句话，“关中、河东尚且如此，河北、河南、江淮等地，恐怕……恐怕更是……”
刘祎之、韦思谦等革新派官员面面相觑，脸上都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们一直在为财政、吏治、新政争吵不休，却未曾想，帝国的武力根基，已然朽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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