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凤五年，初夏。
自那夜父亲严厉训诫后，李琮在东宫的言行愈发谨慎。他恪守“谨守臣子本分，多做实事，少发议论”的告诫，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整理东宫旧档、编纂《东宫文翰辑要》等具体事务中。太子召见讲论经史，他便恭敬应答，引经据典，但绝不涉及当下时政，更不对朝中任何人物、政策做评价。同僚私下议论，他也多是倾听，偶尔就纯粹学术问题发表见解，一旦话题转向敏感方向，便以“位卑不敢妄议”、“才疏学浅”等借口避开。
他像一株柔韧的蒲草，在太子与相王府之间无形的夹缝中，努力保持着自己的姿态，不偏不倚，不枝不蔓。这份超出年龄的沉稳与审慎，反而让他在一群或热血、或迂阔的东宫年轻官员中，显得格外突出，甚至有些格格不入。
太子李弘对李琮的态度，也似乎有了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化。起初是例行公事的考察与礼遇，随着时间推移，那份礼遇中，渐渐多了几分真正的欣赏，甚至……一种刻意的亲近与引导。
这日午后，太子在丽正殿偏殿的书斋单独召见李琮。书斋内，三面皆是顶天立地的书橱，陈列着经史子集，更有不少太子平日批阅的奏疏、读书笔记，气氛庄重而静谧。李弘今日未着太子常服，只穿了一身月白色的圆领襕衫，头戴软脚幞头，显得颇为随意，也少了几分储君的威严，多了几分儒雅的书卷气。
“延清来了，坐。”李弘正在临摹一幅前朝名家的山水，见李琮行礼，搁下笔，指了指旁边的锦墩，语气温和。
“谢殿下。”李琮依言坐下，腰背挺直，姿态恭谨。
李弘用湿巾擦了擦手，走到书案后坐下，没有立刻说话，而是拿起一份奏疏的抄本，递了过来。“延清，你看看这个。”
李琮双手接过，快速浏览。这是一份来自河南道某试点州县的奏报，并非正式的官方文书，而像是一封“密奏”或“风闻”，内容直指当地推行新政过程中的种种“弊政”：胥吏借清丈之机，勒索富户，鱼肉乡里；新税“自择”之法，看似便民，实则税吏与地方豪强勾结，将税负转嫁于小民，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更指控当地官员“急功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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