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岛羁縻敕令》的颁布，如同在倭国这潭已被唐军武力搅动的浑水中，又投下了一颗决定性的石子。其激起的最大涟漪，并非那些虚头巴脑的政治名分变更，而是其中关于矿藏的那几条冷冰冰的条文——“倭国所有已发现及未来发现之金、银、铜、铁等矿藏，皆为‘天朝国有’，由都督府下设‘矿监司’统一勘察、开采、冶炼。所得矿产，按定额上缴国库……”
文字是冰冷的，但其背后所代表的，是大唐对倭国经济命脉最直接、最彻底的攫取。李瑾和洛阳朝廷的意图清晰无比：战争需要补偿，驻军需要供养，未来的海洋扩张需要海量资金，而倭国列岛之下埋藏的贵金属，正是最现成、最诱人的战利品。
敕令墨迹未干，李瑾的政令便接踵而至。在难波津刚刚打下地基的“镇倭城”内，挂上了“倭岛都督府矿监司”的临时牌匾。来自格物院、将作监、少府监的精干吏员、勘矿匠师、冶炼好手，以及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唐军护卫，开始以此为中枢，向倭国各地已知的、或疑似有矿的地区进发。他们的目标，是那些在历史记载、前代遣唐使交流、以及此番从投降贵族和僧侣口中拷问出的金银矿点。
首要目标，锁定在了本州岛西部的石见国（今岛根县）。此地有银山，在倭国史料中偶有提及，但开采规模和技术极为原始。矿监司主事，是一位名叫崔器的官员，他出身将作监，曾在陇右、江南参与过矿务，对金银铜铁的开采冶炼颇有心得，更关键的是，他带来了格物院根据李瑾理论初步改良的探矿、选矿和冶炼技术。
崔器带着数百人的队伍，其中包括五十名唐军护卫、三十名工匠、二十名通译和书记，以及数百名被强征的当地倭人劳役，跋山涉水，来到了石见银山所在的山区。眼前景象，让崔器皱了皱眉。所谓的“银山”，不过是几处被简单开凿的矿洞，洞口低矮，以原木勉强支撑，矿工（多是奴隶或囚徒）佝偻着身子，用最原始的石锤、木撬开采矿石，效率低下，危险异常。提炼白银则多用“灰吹法”的原始版本，损耗大，纯度低，烟气有毒，环境恶劣。
“此地确有银脉，蕴藏颇丰，然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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