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等实务，毕竟欠缺系统认知和实践经验。刘祎之等人便利用处理具体政务的间隙，或是在李瑾的安排下，系统地为太子讲解：
“殿下，本朝赋税，租庸调之法为基，然自永徽以来，随着户等变动、土地兼并，实际征收中，折变、加征、摊派等杂税渐多，此为地方财政困窘、民力损耗之一大弊源。天后与相王近年推行‘两税核实’与‘杂徭定限’，正是为此……”
“河朔诸镇，自贞观、永徽年间逐渐成形，其兵将久处边塞，父子相继，渐成气候。朝廷控制，在于粮饷、在于监军、在于中枢威权与边将忠诚之平衡。前年相王巡边，重划防区、更调将领、整饬军备，便是为加强中枢掌控……”
“御史台与地方观察使、采访使，职能有重叠亦有区分。御史重在监察百官，风闻奏事；观察、采访使则侧重于巡查道内州县政事，考评官吏，体察民情。二者皆直属于陛下与天后，然职权界限，时有模糊，需殿下明察……”
这些讲解，结合具体案例，深入浅出，让李弘对帝国的肌理有了前所未有的清晰认知。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这些知识，对刘祎之等人的博学与干练，也日益钦佩依赖。
二、双重身份，微妙平衡
然而，北门学士的身份，始终具有某种双重性。他们名为东宫属官，尽心辅佐太子，但他们的擢用、他们的前程、乃至他们最根本的政治立场，依然牢牢系于武则天一身。他们是武则天派到太子身边的“助手”，某种意义上，也是“耳目”与“纽带”。
李弘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一些想法、一些对政务的初步判断，甚至一些不经意的感慨，往往很快会通过某种渠道，传到紫微宫武则天那里。有时，武则天会通过批复、口谕甚至闲谈的方式，对他的某些看法表示赞同或提出修正；有时，则会在他尚未察觉问题时，预先给予提醒或警示。
例如，一次讨论到某位州刺史年老乞骸骨（退休）的奏请，李弘见其履历平平，无大功亦无大过，便打算循例恩准，并准备按常例给予一些荣誉性加衔和赏赐。刘祎之在旁提醒：“殿下，此公乃太原王氏远支，虽才具不显，然在河东士林颇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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