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工艺品，更带回了“格物院”刊印的《农书要略》、《营造法式（简本）》、《千金方（选编）》，以及关于水利、冶金、城市管理的新知。长安的“天下译馆”中，也常有倭国僧人、学者埋头抄录、翻译各类典籍。
在平城京（奈良），其规划完全模仿长安城，棋盘式街道，宫城（平城宫）位于北端中央，设有朱雀大路，东市西市，甚至街道名称也多有模仿。大宝律令的修订，大量参照《永徽律疏》和武周时期的新制。朝廷设二官八省一台，地方设国郡里，几乎就是唐朝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的翻版。班田收授法模仿均田制，租庸调制亦步亦趋。就连服饰，天皇与朝臣的礼服也极力模仿唐制，养老律令甚至对官员常服颜色、纹样做了类似唐制的规定。
文化上，假名文字虽在孕育，但贵族阶层以精通汉文、善作汉诗为最高修养。从长安归来的留学生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晁衡）等人，在倭国政坛、文坛影响巨大。佛教各宗，如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均由入唐求法僧道昭、玄昉、鉴真（鉴真此时尚未东渡，但此前已有唐僧、新罗僧传律）等系统传入，寺院建筑、佛像雕塑、宗教仪轨，皆追摹唐风。唐式茶道、香道、雅乐（唐乐）、蹴鞠、围棋，成为倭国上层社会最风雅的娱乐。可以说，此时的日本，正竭尽全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小唐朝”，其社会文化面貌，由此奠定了未来数百年的基础。
北方与西北，草原与绿洲的世界，也深刻感受着唐风。
吐蕃，在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尺尊公主时代已深受唐文化影响。此时虽与唐时有战和，但文化交流并未断绝。逻些（拉萨）的宫殿建筑，依然能看到汉式屋顶的痕迹。丝绸、瓷器、茶叶，是吐蕃赞誉（赞普）和贵族梦寐以求的珍品。唐地的医药知识（尤其是治疗高原疾病的经验）、历法、酿酒技术，通过和亲、馈赠、贸易、俘虏的工匠等途径传入吐蕃，改善了当地生活。佛教在吐蕃的弘传，也深深依赖来自汉地的经典翻译（汉译佛经被转译成藏文）和僧侣交流。唐地传入的纸张和初步的雕版印刷术，对吐蕃的文书、佛经传播产生了革命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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