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够了。
“文华阁”的掌柜姓郑，是个精明又有些魄力的商人。他通过特殊渠道（实则是“天工苑”下属的“官营印书馆”对外试探性合作），以极低的价格批发了首批数百册“机器书”，试探市场。结果，短短半日，被抢购一空。长安城中，消息灵通的寒门士子、小富之家、乃至一些开明的私塾先生，闻风而动。
紧接着，仿佛是约定好一般，西市、东市其他几家有门路的大书商，也相继推出了类似价格的“机器书”，品种也从《孝经》《论语》扩展到《千字文》《百家姓》《急就章》等启蒙读物，再到《算学启蒙（简本）》《农桑辑要（选编）》《千金方（常见方剂篇）》等实用书籍。价格从一百多文到五六百文不等，视篇幅和纸张而定。以往需要数年抄写或重金求购才能凑齐的“蒙学套装”（《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如今加起来还不到一贯钱！
书市的格局，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改写。那些专门为人抄书为生的“经生”和中小型抄书铺，首先感到了刺骨的寒意。他们的手抄本，在价格上完全无法与“机器书”竞争，即便在书法艺术性上略有优势，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购买者而言，这点优势在低廉的价格面前不值一提。一时间，许多经生失业，抄书铺门可罗雀。
更大的冲击波，则传向了书籍的源头——那些依赖出售家藏珍本、手稿或垄断某些经典注释版权的世家大族和著名藏书家。一部罕见的善本、孤本，其价值或许不会因“机器书”的出现而立刻贬损，因为它承载的是文物和稀缺性价值。但那些相对常见、但以往因抄写不易而价格不菲的经典著作及其流行注释本，其“知识载体”的商业价值却在急剧缩水。一个寒门学子，现在只需花费以往十分之一甚至更少的钱，就能获得与世家子弟内容无二的《五经正义》或《史记》选本（虽然可能是节选或白文本）。知识获取的经济门槛，被这钢铁机器和廉价纸张，硬生生地削去了一大截。
变化不止于此。随着“官营印书馆”产能的提升和技术的初步扩散（在严格管控下，部分非核心的印刷机组件开始由指定的民间工坊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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