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价格的暴跌，如同在干涸的大地上降下甘霖，催生了无数渴望知识的幼苗。然而，对于大多数升斗小民乃至寻常寒门士子而言，即便书价降至数百文，要系统性地获取、阅读、乃至借阅一系列书籍，尤其是那些并非必备但能开阔眼界、增进学识的“杂书”、“要籍”，仍然存在一道无形的门槛——购买力固然是其一，但书籍的持有、储存、流转，同样是个难题。并非所有人都有余钱购置一个像样的书架，更遑论建立起自己的藏书体系。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古训，在武则天与李瑾主导的新政中，正在被悄然修正。知识的下移与普及，被视为巩固统治、开发民智、选拔真才的长期国策。在利用“神机印”大规模、低成本印制“正典”、“正书”以占领市场、引导舆论的同时，一项更具制度性、普惠性的配套工程，也随之提上日程，并以惊人的速度和力度推行开来——建立覆盖各州县的“公立图书馆”体系，时称“官立书库”或“公藏阁”。
这项计划的提出，在朝堂上引发了比“机器印刷”更为复杂的争论。支持者认为，这是彰显朝廷崇文重教、泽被天下的德政，能让更多寒俊有机会读书明理，有利于教化百姓、选拔人才。反对者则忧心忡忡：其一，耗资巨大，需在各州郡县治所修建馆舍、购置书籍、配备管理人员，是一笔持续的财政负担；其二，书籍公开陈列，任人翻阅，尤其是那些“杂书”、“子集”，若被无知小民甚至心怀叵测之徒随意观览，恐生是非，淆乱人心；其三，此举将进一步打破世家大族凭借丰厚藏书而形成的文化优势，动摇“诗书传家”的根本。
然而，武则天乾纲独断，李瑾极力推动，狄仁杰等务实派大臣亦看出此举对长远文教、稳固基层的益处，最终力排众议。朝廷颁下明诏：于天下诸州治所，设立“州立公藏阁”，由朝廷拨付专款，地方筹措部分钱粮，限期一年内建成；于各紧要、富庶之大县，设“县立公藏阁”，其余县治，亦需辟出固定官舍，设立“公阅书室”，规模可稍小。所有公藏阁、书室，对本地有功名的士子、州县学的生徒、乃至有本地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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