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政殿东暖阁的辩论尘埃落定，但真正的较量，才刚刚转移到律法条文的具体拟定上。李瑾提出的“四层边界论”只是一个原则框架，要将这抽象的原则转化为可操作、可执行、能平衡各方诉求、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具体律法，其难度不亚于在万丈悬崖上走钢丝。武则天钦点，由太子李瑾总领，宰相狄仁杰主持，礼、刑、工三部尚书及御史中丞、翰林院承旨、国子监祭酒共同参与的“《出版及言论条格》拟定小组”迅速成立，在政事堂旁的一处僻静院落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起草工作。空气中弥漫着墨香、茶气，以及无声的激烈交锋。
狄仁杰是实际的主笔和协调者。这位老臣深谙政事堂的平衡艺术，也深知此律法牵一发而动全身。他明白，既要贯彻皇帝和太子“定规矩、明界限、疏堵结合”的意图，又要安抚以孔颖达为代表的卫道士的恐慌，还要给务实派和新思潮一定的生存空间，更要防止酷吏借法条罗织构陷。他花了好几天时间，闭门研读前代律令中关于“妖书妖言”、“诽谤”、“诬告”的条款，翻阅近年来因言论获罪的案例，并仔细研究了从市面搜集来的各种“问题”出版物，试图从中提炼出最具代表性、也最具争议的“边界案例”。
起草的过程，就是各方观点不断碰撞、妥协、磨合的过程。每日的会议，往往从清晨持续到深夜。
第一条，关于立法宗旨和适用范围，就争论不休。
礼部尚书裴行俭主张开宗明义：“为彰文治，开言路，防奸宄，正人心，特制定本法。”他试图将“开言路”放在前面，体现鼓励的一面。
刑部尚书徐有功则坚持：“当为肃清妖妄，禁绝诽谤，以靖人心，维纲纪。”他强调的是惩戒和规范。
孔颖达更提出：“应明确‘卫护圣道，尊崇经义’为本法之首务。”
最终，在狄仁杰的斡旋下，第一条定为：“朕绍承天命，抚育烝民，尚文治以开太平，防奸言以正视听。为彰教化，通下情，杜诽谤，靖人心，特颁此《出版及言论条格》，凡在大唐疆域之内，以文字、图画、印刷、抄录等方式，制作、刊印、发售、传播、公然讲授各种文书、书籍、报刊、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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