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的壁垒，在廉价纸张和开放书架的合力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侵蚀。
民间小报并未因《出版法》而消失，反而在登记备案后，呈现出一种“规范化”的繁荣。两京及各大都会，出现了数十种定期出版的小报，有三日刊、五日刊、旬刊不等。内容也渐趋分化：有专注报道朝廷政令发布、官员任免、宫廷礼仪的“官闻录”，风格相对严谨；有喜谈市井奇闻、名人轶事、甚至夹杂志怪传奇的“坊间谈”；有专门品评诗词歌赋、书画古玩的“文苑摘英”；更有大胆议论时政、臧否人物、甚至公开辩论政策得失的“时务清议”和“直言报”。后者虽然小心翼翼地避开“诽谤朝廷”、“诋毁人伦”的红线，但在“批评具体政策”、“探讨经世济民之道”的灰色地带大胆游走，言辞犀利，常常引发朝野热议。一些小报甚至开辟“读者来论”栏目，刊登不同观点的争鸣文章，形成了初步的公共舆论空间。尽管偶尔有“越界”者被“出版言论审议会”传唤、训诫甚至罚款、短暂停刊，但大多数报人在摸清边界后，反而获得了一种“戴着镣铐跳舞”的刺激感与安全感——只要不碰那几条高压线，似乎就有了相对固定的活动空间。
思想的碰撞，在各类“文会”、“讲坛”、“辩论社”中达到白热化。以往多为士子诗文唱和的文会，如今内容包罗万象。在长安平康坊一家名为“清谈阁”的茶楼里，每月定期举行的“时务辩会”常常座无虚席。台上，可能是一位身着儒衫的老者正痛心疾首地批判“重商抑农”之风，认为这是“舍本逐末，动摇国本”；紧接着，一位穿着半新不旧绸衫、明显是商人背景的中年人便会上台，引用《尚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和近来市面流传的《货殖新论》中的观点，论证“通商惠工，亦为富国之要”，双方引经据典（尽管经典不同），争论得面红耳赤。台下听众则分成两派，高声附和或发出嘘声，茶楼老板乐见其成，因为辩论越激烈，茶水卖得越快。
更令人瞩目的是，一些非儒家、甚至非主流的学说，开始悄悄浮出水面，寻找自己的知音。在洛阳南市一个僻静的院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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