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历二年，初秋。
神都洛阳的酷热尚未完全退去，但比起盛夏时节，已多了几分早晚的凉意。朝堂之上，依旧笼罩在一种谨慎而压抑的沉默中，各项“新政”在恐惧驱动的高效率下继续推进。然而，紫宸殿那位站在权力顶峰、却也倍感孤独的女帝，已经开始将目光投向更深远的地方。
鲜血与恐怖可以扫清道路，可以压制反对，但无法真正构建一个稳定、长久、可预期的秩序。这一点，武则天比任何人都清楚。暴力是猛药，见效快，但药性烈，不可久服。她需要一套新的规则，一套能够巩固她开创的局面、能够保障“永昌新政”成果、也能够为帝国未来指明方向的规则体系。而法律，无疑是这套规则最权威、最根本的载体。
前代沿用的《永徽律》及其《疏议》，虽经多次修订补充，但其根本精神、框架体例乃至诸多具体条款，依然深深烙刻着关陇门阀、山东士族等旧势力的印记，与武则天要推行的中央集权、抑制豪强、鼓励农商、选拔寒门等新政理念，已有诸多扞格。更重要的是，过去数月的残酷清洗，虽然清除了“人”的阻碍，但并未改变旧有的法律“游戏规则”。那些酷吏们罗织罪名的手段，本身也游走于旧律法的灰色地带，甚至公然践踏，留下了无数隐患。要真正巩固统治，将国家从“人治”的随意性（尤其是酷吏带来的恐怖）中拉出来，至少是表面上拉向某种“规则之治”，修订一部全新的、体现“永昌”精神的法典，已是势在必行。
这一日朝会，当宰相豆卢钦望照例用平板的语调汇报完各地新政“喜报”后，御座上的武则天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遍大殿的每一个角落：
“朕自临朝称制，乃至践祚以来，夙兴夜寐，唯愿廓清寰宇，致君尧舜。永昌新政，旨在强国富民，扫除积弊。然，治国之要，法令为先。今《永徽律》及其疏议，沿用既久，时移世易，多有不合时宜之处。更兼去岁以来，奸宄之徒，多有钻营律法漏洞，构陷良善，此非立法之本意。”
她的话语顿了顿，目光扫过殿下那些低垂的头颅。提到“奸宄之徒”、“构陷良善”，不少官员的身体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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