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区分，以及民间“绝卖”与“活卖”（典当）的不同法律后果。他条分缕析，指出赵掌柜所持“典当”契约中几个关键用词不合当时洛阳通行的典当契约惯例，且约定的“保管费”高得离谱，有违常理。反而冯良那份相对简朴的“绝卖”契约，更符合其急于用钱、不谙世事的处境。
一番辩驳下来，赵掌柜和账房先生额头见汗，言辞开始闪烁。县令本是精明之人，经宋璟一点拨，再看两份契约，疑窦顿生。最终，县令下令暂押赵掌柜与账房，细查其过往是否曾有类似行径，并传唤雕版刻字匠人辨别笔迹，同时允许冯良暂时取回画作保管，待查清后再判。
冯良感激涕零，差点当堂给宋璟跪下。旁观众人议论纷纷，有惊叹宋璟辩才的，也有不屑其“操持讼业，以口舌谋利”的。
这起案子本身不算惊天动地，但其过程和结果，却通过不同渠道（包括徐有功有意无意的关注），迅速传到了正在为如何落实“程序公正”、“专业断案”而苦思的狄仁杰和李瑾耳中。
“这个宋璟，倒是个精通律令的人才。”李瑾听完徐有功的转述，若有所思，“若无他介入，那冯良恐怕已画财两空。县令虽非昏聩，但日理万机，岂能尽察秋毫？民间诉讼，双方智识、财力、对律法衙门的热悉程度，往往悬殊。一方有精通律例、熟知程序之人相助，一方无，则未讼而胜负已判大半。此前我等议‘程序公正’，然若百姓连基本的诉辩能力都匮乏，程序再公正，于其又何益？”
刘晏立刻捕捉到了太子的思路，接口道：“殿下明鉴！此正是一大关节。新律若定，条文浩繁，程序复杂，莫说普通百姓，便是寻常读书人，亦难通晓。诉讼之时，面对胥吏诘问、对方巧言，往往有理说不清。若有通晓律法、专司助人诉讼辩理之士，则可补此缺憾，使双方能在相对对等的地位上，依据律法和事实进行争讼，官府亦可兼听则明，做出更公允的判决。此非但有助于个案公正，更能使律法落到实处，而非一纸空文。”
狄仁杰捻须沉吟，他比年轻人更清楚其中的巨大阻力和潜在风险：“此事……牵涉甚广，争议必大。自古‘息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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