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文君、卢静姝、慧明等女官在地方上的政绩，如同几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并未能平息早已汹涌的暗流，反而在某种层面上，刺激了那些坚守“男女有别，内外有分”千年道统的卫道士们更为激烈、更为深层的反弹。对“女子为官”的攻讦，从未停歇，在永昌五年末至六年初，随着武则天进一步提拔女官、甚至流露出扩大女科规模意愿的传闻散播，这种攻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并从朝堂蔓延至士林、民间，呈现出更为系统化、理论化，甚至带有悲壮色彩的抵抗。
朝堂之上，公开的、激烈的反对声音因之前的清洗而有所收敛，但并未消失，而是转化为更隐晦、更“义正辞严”的方式。这一次，冲锋在前的，不再仅仅是出于私利或政治站队的官员，更多是那些真正信奉儒家礼教、视“纲常伦理”为天地至理、毕生信念所系的“清流”、“正臣”。他们攻击的，不再是具体的政绩得失（事实上，裴文君等人的政绩让他们难以从实务层面直接否定），而是根本的原则和“天道”。
一位以刚直敢谏、学问精深著称的老臣，太子少傅、兼弘文馆大学士孔颖，在多次私下劝谏无果后，于一次常朝之上，当众出列，手捧玉笏，以头抢地，声泪俱下：
“陛下！老臣今日拼却这身枯骨，冒死进言！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此非臣之私见，乃《尚书》之明训，圣人之微言大义也！今陛下开女科，用女官，使妇人执印绶，理州县，决刑狱，此乃颠倒阴阳，淆乱乾坤之举！长此以往，必使阴盛阳衰，内闱干政，祸乱朝纲，礼崩乐坏啊陛下！”
他须发皆白，身躯因激动而剧烈颤抖，嘶哑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带着一种殉道者般的悲怆：“女子者，阴也，主内。其德在柔顺，在贞静，在相夫教子。今使之抛头露面，与男子同列朝堂，争竞于名利之场，此非但其身不祥，更将败坏天下女子心性，使皆慕权势而轻妇德，竞浮华而忘本分！家门不宁，何谈国治？人伦失序，天下焉安？”
孔颖并非孤例。紧接着，又有几位素有清望的御史、谏官出列附和，他们引经据典，从《礼记》的“男不言内，女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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