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鸿胪寺的一个低阶译语提拔上来，负责“异域文献馆”的日常运作。
李素的工作热情被彻底点燃了。他利用家族在丝路商道的人脉，重金悬赏，通过粟特和大食商人，大量收购来自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等地的书籍抄本。同时，他也积极寻访旅居两京的大食学者和医师。很快，一批批用阿拉伯文书写的、或已经过初步翻译（多为粟特文或波斯文转译）的羊皮卷、纸草卷、甚至珍贵的纸质抄本，被小心翼翼地运抵文献馆，开始了紧张的整理、翻译和摘录工作。
永昌九年春，一份由李素亲自整理、并附有初步汉文译稿和内容摘要的长篇奏报，连同几大箱沉重的书卷，被呈送到了东宫，旋即又由李瑾转呈至武则天御前。这份奏报，如同打开了一扇通往全新知识宝库的大门，其内容之丰富、体系之新颖，令见多识广的武则天和李瑾都深感震撼。
首先是天文与历算。除了法兰克僧侣提及的、基于托勒密体系的星表（阿拉伯人保存并发展了古希腊天文学），文献馆获得了一套更完整的阿拉伯天文著作，包括《信德欣德天文表》（Zijal-Sindhind，融合印度和希腊天文学）的译本，以及一些描述星盘（astrolabe）制作与使用、象限仪观测方法的详细手册。更令人惊异的是其中关于行星运行的观测数据、日月食预测的精密度，以及对恒星位置的修订，都显示出了超越当时唐人传统《大衍历》、《麟德历》的某些细节。司天监（太史局）的官员被紧急召来参与译校，一位老博士在初步研读了部分图表后，颤抖着对李瑾说：“殿下，此夷人测算五星行度、交食时刻之法，确有其独到精密之处，尤其这星盘运用之妙，可补我浑仪观测之不足！”
其次是数学。除了早已通过印度传入的阿拉伯数字（此时在唐代数学著作中已有零星使用，但未普及）和“0”的概念被更系统地介绍外，更重要的是，一批关于代数学（al-Jabr，来自花拉子米著作）、三角学（源于古希腊，经阿拉伯学者发展）、几何学（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阿拉伯文译本及注释）的著作被引入。其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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