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九年夏，洛阳的繁华盛景，因四方辐辏而愈发显得气象万千。若说“异域文献馆”的灯火、“珍异考工所”的研习，代表了帝国精英阶层对外部世界理性的、有选择的汲取，那么洛阳、长安乃至扬州、广州、泉州等通都大邑的市井之间，一种更为广泛、更为自发、也更为生动的文化包容与融合，正在每日每时地发生着。这种包容，并非自上而下的强制命令，而是一种源于强大国力与文化自信的、近乎本能的海纳百川的胸襟。它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塑造着一种独特而绚烂的“永昌气象”。
首先，是人员的自由往来与身份的模糊交融。
洛阳的街市上，粟特商人头戴尖顶虚帽，用流利但带口音的官话高声叫卖着波斯银器与撒马尔罕的织锦；吐蕃贵族子弟身着锦袍，在国子监听博士讲解《毛诗》，虽有些吃力，却神情专注；新罗遣唐使的子弟们，则与山东士子一同在弘文馆抄录典籍，笔迹娟秀，谈吐文雅。皮肤黝黑的昆仑奴（东非、东南亚人）作为大户人家的仆役或护卫，已不鲜见；来自南方的“僧祇”（东非）或“崑崙”（东南亚）艺人，在街头表演弄蛇、吐火等杂技，引来孩童们的阵阵惊呼。更有甚者，一些在唐军中立下战功的突厥、铁勒、契丹将领，不仅身居高位，子孙更以“李”、“张”、“王”为姓，习诗书，通经义，几与汉人士族无异。鸿胪寺的四方馆内，常年居住着各国使节、质子、留学生、学问僧，他们学习·大唐礼仪、典章制度，同时也将本国的音乐、舞蹈、饮食、服饰带入中原。
这种“胡汉杂处，华夷混居”的景象，在长安、洛阳等国际大都市已是常态。朝廷对此不仅不加禁止，反而在制度上予以保障和鼓励。胡商可在指定“蕃坊”居住、贸易，其内部纠纷可按本俗法处理（“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重大案件才由唐律裁定。有才学的胡人，可通过科举、荐举、军功等多种途径入仕。尽管高层官职仍多为汉人精英把持，但中下级官吏、军中将领、技术官僚中，胡人面孔已不罕见。武则天甚至曾破格提拔数位精通多国语言、熟悉外情的粟特、波斯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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