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十年的洛阳，在经历了一场关于“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的思想激荡后，并未变得保守或内向。恰恰相反，一种更为开阔、更为清晰、也更为具体的“世界”图景，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呈现在这个帝国精英乃至部分好奇的民众眼前。如果说“海纳百川”是胸襟气度，“警惕侵蚀”是必要审慎，“中心之论”是文化定力，那么此刻，一种实实在在的、被极大拓宽的、甚至可以触摸和想象的世界观，正在帝国的肌体中生成。世界，不再仅仅是朝贡体系图上那些模糊的方位和名称，而是一个个拥有山川地理、物产风俗、邦国兴衰、乃至悲欢离合的真实存在，它正带着温度和细节，真切地“在眼前”展开。
这种世界观的革命性拓展，首先体现在地理认知的飞跃上。
“异域文献馆”内，一间被严加看守的密室中，悬挂着一幅前所未有的巨幅地图。这幅地图，是在李瑾亲自督导下，由馆内通晓多国语言的学者、精通测绘的将作监官员、以及经验最丰富的海陆商队首领、向导，历时数年，综合了汉代以降的西域图志、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裴矩《西域图记》的遗存、贾耽《海内华夷图》的框架，并大量汲取、辨析来自波斯、大食、拂菻甚至天竺商人和旅行者带来的地理信息，最终绘制而成的《永昌寰宇略图》。
这不再是传统的“天圆地方”、“中国居中、四夷环列”的想象性·图式。图上，大唐的疆域（包括安西、北庭等都护府所辖）被清晰地勾勒在东方，黄河、长江的脉络蜿蜒，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城市被重点标出。向西，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清晰地延伸，标出了高昌、龟兹、疏勒、于阗、碎叶、怛罗斯等重镇，更远方，是辽阔的“大食”（阿拉伯帝国），其核心区域“大食国”（阿拉伯半岛）、“呼罗珊”、“波斯故地”均有标注。拂菻（东罗马帝国）被描绘在遥远的西方，隔着“西海”（地中海），其都城“君士坦丁堡”被特别圈出。天竺（印度次大陆）的轮廓比以往任何地图都更准确，恒河、印度河依稀可辨。在更南、更北的模糊地带，标注着“林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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