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章》，稳社稷，功在当代。岂可因性别之异，而全盘抹煞其治绩？史笔贵在直书，功过并载，方为信史。”争论的焦点，从单纯的道德评判，转向了对其统治实效与历史影响的衡量。这本身，就是评价体系的一种进步。
在洛阳士子聚集的“文华楼”，一次诗会间隙，几位年轻举子酒酣耳热之际，话题也离不开刚刚过去的时代。一人叹道：“文正王，真可谓‘千古一臣’也！伊尹、周公，不过辅佐幼主，平定祸乱；管仲、商鞅，虽富国强兵，然身后皆败。独文正王，以不世出之才，遇非常之主（此处指武则天），行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更能于权势鼎盛之时，激流勇退……不，是功成身退，更定《宪章》以保社稷长治，自身得享哀荣，名垂青史。此等君臣遇合，功业圆满，古来名臣，孰能及之？”这番议论，将李瑾置于历史长河的“名臣谱系”中进行比较，突出了其“功业圆满”、“善始善终”的特殊性，隐隐有将其推上“名臣”巅峰之意。
而在市井坊间，关于“日月二圣”的传奇故事愈发丰富多彩的同时，一种更朴素、也更具穿透力的评价，也在百姓的闲聊中滋生。西市茶馆里，一个老茶客咂摸着茶沫，对邻座道：“要我说啊，咱们这些年能过几天安生日子，手里有点余钱，说到底，还得念着天后娘娘和李公的好。税赋清楚，官吏不敢太过分，路也好走，买卖也做得……甭管上头怎么争，女人当家合不合礼，那李公是不是真有什么神通，这日子，是实打实好过了些。”对升斗小民而言，最直观的评价标准，就是生活的切实改善与预期的稳定。在这最朴素的尺度上，李武时代获得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当狄仁杰、张柬之等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风云、深知内情的老臣相继老去或离世，当朝堂上新一代的官员（他们多成长于、受益于那个时代的制度）逐渐占据要津，当那个时代的利弊得失在时间的沉淀下变得更加清晰，一种更具概括性、也更具历史穿透力的评价，开始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思考中成型，并逐渐成为精英阶层的某种共识。
这种评价，不再仅仅孤立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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