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清晰，打破了沉默，“国丧已毕，国不可一日无君，亦不可一日不治。前有则天大圣皇帝、文正王定鼎之基，遗泽深厚。今当承前启后，稳社稷，安黎民。老臣以为，当务之急，乃申明法度，恪守《盛世宪章》之精神，依两税、科举、监察诸成法，使百官各司其职，使万民各安其业。此乃对二圣在天之灵，最大之告慰。”
他的话语，如同定海神针，为朝局定下了“稳定”、“守成”、“依法”的基调。这既是他的政治智慧，也是他内心深处对故友（李瑾）遗志的忠诚。他深知，任何剧烈的变动，在失去两位核心人物的当下，都可能引发不可测的风险。皇帝李显显然也认同此点，微微颔首：“狄相所言，实乃老成谋国之道。朕当谨遵遗训，与诸卿共守祖宗（此处祖宗实指李瑾、武则天留下的政治·遗产）法度，保境安民。”
然而，时代的转向，往往不在朝堂的公开宣言，而在无数细微的角落，在人们心态的潜移默化之中。
政事堂内，一次小范围的议事结束后，几位宰相并未立刻散去。新任的户部尚书，一位年富力强、由李瑾破格提拔的“新学”干吏，看着案头关于来年江南漕粮预算的卷宗，忽然轻声感慨：“若文正王尚在，见此漕运损耗数字，定要我等即刻拟出改良水闸、漕船之条陈，限时呈报。如今……”他摇了摇头，没有说下去。另一位较为保守的老臣，捻须不语，眼中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放松。李瑾那种雷厉风行、追根究底、务求效率至上的作风，曾让他们这些“老派”官员压力巨大。如今，压力似乎减轻了，但某种驱动帝国机器高效运转的、令人敬畏又依赖的核心动力，仿佛也随着那个人的离去，悄然消散了几分。
格物院，那座由李瑾一手创立、曾汇聚了帝国最聪明头脑、最奇思妙想的地方。巨大的水运仪象台依然在缓缓运转，精密的齿轮咬合声规律而沉稳。但主事的大匠，望着墙上李瑾亲笔题写的“格物致知，实学报国”匾额，怔怔出神。不久前，他刚向工部递交了一份关于改进炼铁高炉风箱的详细方案和预算申请，但得到的回复是“国丧期间，诸事从简，此等事务，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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