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之议，朝中是何等哗然？言官们以‘变乱祖制、权归私门’攻讦不休。再看如今，莫说朝堂，便是地方州县，若无‘阁帖’下行，官员竟不知如何施政了。这‘内阁’，倒真成了我大唐的‘祖制’了。”
狄仁杰脚步未停，苍老的脸上浮现一丝复杂的笑意，缓缓道：“何止内阁？你听方才朝上，户部、工部、甚至御史言事，张口闭口，无不是‘依宪章如何’、‘据新制怎样’、‘查永贞某年成例’。二十年前，这些都是需要力排众议、甚至雷霆手段方能推行的‘新政’。如今，反对它们，倒成了需要勇气的事情。这便是时间的力量，也是实效使然。行之有效，利国利民，自然深入人心。当年骂得最凶的，如今用起来，怕是最为顺手。”
张柬之点头称是。他想起了科举。如今科举取士，虽然经义文章仍是主流，但“明算”、“明法”乃至新增的“格物致知”等科，早已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各级官学、私塾，甚至不少世家大族，都在子弟教育中加入了算学、律法乃至粗浅的格物知识。因为不学这些，在越来越注重实务策问的科举中，便难以脱颖而出。那些曾经讥讽“算学取士，有辱斯文”的老学究，要么故去，要么也只能看着自家擅长诗赋的子弟在铨选时不如那些精通钱谷刑名的“新学”之士得官快捷而徒呼奈何。科举的内容与标准，已然革新。反对者不是没有，但声音已微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整个社会的人才选拔与晋升通道，已经按照新的规则运行了二三十年，形成了强大的路径依赖。
“还有税制，”张柬之补充道，“两税法，摊丁入亩，简化税种，以资产为宗……当年推行时，触动多少豪强利益，闹出多少风波。可如今，百姓习惯了春秋两税，官府习惯了依据户籍田亩征税，朝廷的度支也能更有预期。再去恢复租庸调那套繁杂的名目，莫说百姓不答应，便是各级衙门，怕也不知如何下手了。这‘新法’，早已成了‘常法’。”
两人行至宫门，各自登车。狄仁杰坐在微微颠簸的车厢内，透过车窗，望着长安熙攘的街市。商铺林立，货殖繁盛，行人脸上多是平和之色，间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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