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三十五年的夏天，洛阳的暑气似乎也侵入了皇城东南角那间原本尚算清静的议事堂。咨政院运行近一年，最初的谨慎与新奇逐渐褪去，各种在草创期被理想光辉掩盖的矛盾、弊端、混乱，如同夏日池塘下的淤泥，被骄阳一晒，纷纷翻涌上来，散发出令人不适的气息。
混乱，首先体现在议事过程本身。
最初的规程虽有，但毕竟粗疏。面对具体议题，尤其是涉及多方切身利益的复杂议题时，争吵、离题、人身攻讦、冗长发言，几乎成了常态。主持议事的狄仁杰固然威望足够，但他身为首辅，国事繁忙，不可能日日坐镇。更多时候，是由几位副职主持，面对那些身份特殊、背后各有倚仗的咨政员，往往力不从心。
这一日，议的是关于漕运货物“过税”税率的调整。户部提议，为平衡各地税赋，鼓励货物流通，拟对几条主要漕运线路的货物“过税”（即通过税）进行微调，有的略增，有的略减。
议题一出，立刻炸开了锅。
“荒谬！我淮南道所产绸缎、稻米，北上皆走汴水。汴水过税本就偏高，如今还要再加？岂不是要我淮南物产困死本道，不得流通？”一位来自淮南的绸缎商兼乡绅代表拍案而起，他是新近补选入咨政院的，火气正旺。
“哼，淮南物产丰饶，稍加过税，有何不可？我河北道连年遭灾，民生凋敝，正需商税补充。且汴水畅通，加税些许，于你等不过九牛一毛，却可惠及河北百姓，有何不可？”一位河北籍的致仕官员立刻反驳，他背后站着几位河北籍的咨政员，包括一位在河北有大量田产和商铺的勋贵代表。
“岂有此理！你这是‘慷他人之慨’！”淮南代表气得胡子乱翘，“河北遭灾，朝廷自有赈济，何以要损我淮南以补河北？此非劫富济贫，实乃不公！”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皆为朝廷子民，分什么彼此？淮南富庶，正该多出力！”河北方寸步不让。
很快，争论从汴水税率，蔓延到其他水道，又牵扯出各地物产差异、历史负担、乃至地方官员能力等不相干的话题。来自江南的咨政员抱怨北方漕吏索贿；山东的代表则指责南方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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