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内完成封存、完成降级、完成口径稳定、完成证据签收移交?如果有人能做到,我愿意配合角色调整。但如果没有替代方案,你的建议就是把风险处置能力从一线抽走,把组织暴露给对手。”
这句话把“人事刀”掰回“能力与责任”。阿远想把他定性为“效率低”,周砚把问题改写成“谁能担责”。
法务这时开口,语气不偏不倚:“我站在法务角度说一句。封存、录像、留痕在日常可能显得繁琐,但在面对外部质疑与潜在对抗时,它是合规自证的最低成本。开放日当天如果没有自证素材,我们现在的风险会更大。至于‘适合一线’,那是业务管理判断,但不能以减少合规动作为目标。”
信息安全负责人也补了一句:“从安全角度,降级策略是成熟防御手段。效率不是不做防护,而是把防护做到自动化和流程化。”
阿远被两位专业负责人夹住,脸上那层“为团队着想”的外衣开始裂开。他还想说什么,却找不到更安全的叙事点。
梁总最终给出结论:“今天结论三条:
一,开放日异常事件按‘外部干预疑似’立案追溯;
二,风险处置机制有效,周砚继续保留现场风险处置权限,PMO不得擅自调整;
三,所有追溯与整改动作编号化,法务与信息安全牵头外部取证,内控牵头内部追溯。”
他说完看向阿远:“你作为现场总协调,下一次活动你要做的不是收口,而是支持留痕。任何‘内部处理’的建议,必须基于证据与流程。明白吗?”
阿远嘴唇动了动,最终挤出两个字:“明白。”
11:18,复盘会结束。人群起身时,周砚没有立刻收电脑。他先把会议结论记进自己的记录:
OD-M-001(复盘会结论摘要)
—外部干预疑似立案追溯
—风险处置权限保留
—追溯与整改动作编号化
他把这条记录归档,因为他知道——会议桌上的刀不会立刻消失,它会在会后变成邮件、变成口头传话、变成“你听说了吗”。只有把结论固化,才能防止结论被二次加工。
走出会议室时,阿远在门口等他。
走廊里人少,光线冷白。阿远的声音很低,像在压住恨意:“你今天很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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