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五十，内审层的临时工作间里，窗外的天色还带着一点潮灰。走廊里没有脚步声，只有门禁“嘀”的轻响偶尔划破安静——每一次刷卡，都像在给这场风暴留下新的坐标。
周砚昨晚几乎没合眼，但精神并不涣散。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熬夜，是脑子里那根绷紧的弦始终不敢松。那份“证据链维护人风险处置名单”已经被并案，性质从治理缺陷升级为组织性干预，可这并不意味着危险结束，反而意味着危险换了形。
名单被抓住，运输者被控制，背后的人会慌。
慌的人最容易犯错，也最容易做出激进动作——比如，抢在制度进一步收口之前，把“责任”塞给一个最方便的人。
周砚很清楚，自己就是那个“最方便的人”。
门外传来两声敲门。安保没有立刻开门，而是先通过对讲确认身份。几秒后，门被推开，罗主任带着两名纪检工作人员进来，手里各拎着一只深灰色的证据箱。箱体上贴着封条，封条上有编号和红色骑缝章。
“封存移交按流程走。”罗主任把证据箱放到桌上，“你们这边的材料——邮件回执、审计报告、告警截图、编号清单——今天做集中移交。之后，任何新增材料都走纪检系统直接登记，避免散落。”
顾明立刻把昨晚打包的哈希校验清单递过去：“我们做了双份，镜像报告、二级冻结执行、B区补充快照、活动供应商隧道停用告警，都在这里。每份都有哈希值与生成时间戳。”
纪检工作人员逐项核对、签收、盖章。纸张翻动的声音很清脆，像某种冷硬的仪式。每盖一个章，就意味着一段事实从“你们说”变成“制度认”。
周砚把自己手机里的威胁短信元数据回执也放进去，连同那次匿名快递投递尝试的登记记录。罗主任看完，只说一句：“做得对。你们把恐吓当作证据，不当作情绪。”
梁总站在一旁，压着嗓子问：“邱霆那边什么情况？”
罗主任没有绕弯：“人已经做了初步笔录，承认他携带硬盘是‘按要求转交’。他不承认名单是他写的，说是‘上面给的模板’，他只是执行运输。他还提到一个词——‘例会意见’。”
“例会？”顾明眉头一皱，“稳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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