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祭机制还在，只是对象变了。
许衡补充：“你们现在已经有足够证据证明‘机制文书’存在。把文书找出来，上面就不能再躲在口头里。”
“今晚把文书来源锁定。”周砚说，“我们要的是路径：谁拟稿、谁审阅、谁签发、谁分发。四个动作对应四类责任。”
他在白板上写下四个词：**拟、审、签、发**。
拟稿者、审阅者、签发者、分发者。每一个都是可编号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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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六点，顾明团队从专项证书申请系统的审批备注字段里挖出一条关键线索：某次S-19证书批量申请的备注写着——“依据《风险沟通专项工作机制（试行）》董事长办公会纪要附件”。
“董事长办公会纪要附件。”梁总重复了一遍，像在咀嚼这句话的重量。
如果这条备注属实，批准链就不再是“上面”，而是具体会议、具体纪要、具体附件。会议纪要有编号，附件有版本，版本有签发。可否认性会在这里彻底崩掉。
“马上调取那次董事长办公会纪要。”周砚说。
秘书处那边起初犹豫：“纪要属于敏感文件。”
陆律直接给出编号依据：“警方协查请求+董事长授权+第三方见证。你们不需要给我们所有内容，只需要给附件清单与附件哈希。我们只取与S-19相关附件。”
这就是窗的方式：不把敏感当借口，也不把取证当撒网。用哈希与索引取证，既保护敏感，又锁定事实。
半小时后，秘书处提供了附件清单与哈希。清单里赫然有一条：
**附件3：《风险沟通专项工作机制（试行）》**
版本号：V1.2
签发：秘书长办公室
抄送：董事会办公室、集团办公室、纪检、法务
备注：涉密（内部）
“签发是秘书长办公室。”梁总低声说，“不是孟处员一个人。”
“当然不是。”周砚说，“暗门要跑起来，必须跨办公室。现在我们有了‘签’与‘发’节点。还缺‘拟’与‘审’。”
许衡在电话里说：“你们现在要做的是把附件3内容封存并交给警方在合法权限下审阅。你们内部只做制度层面的处置：停用机制、收回权限、问责流程启动。”
“同意。”周砚说，“内容由警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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