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查，经济部商业司次长韩正达潜逃，目的地有可能为上海、香港！”
齐雪贞念到这里略略停顿一下：“着，军统局上海区一经发现，即刻逮捕，就地审讯，查探经济部账簿下落！”
“什么意思？”孟绍原听得莫名其妙：“经济部一个次长潜逃，关我屁事，这又不是我们军统要管的事情。”
“这件案子还真是委座亲自交给军统负责的。”齐雪贞苦笑一声：“你不知道重庆的‘平价大案’？”
“什么‘平价大案’？”孟绍原听的一头雾水。
在大后方，尤其是陪都重庆，由于东部沿海地区人口的大量涌入和天灾歉收等因素，市区物价指数连月攀升。
其中，粮食的物价指数更是飙涨得超出常规，一年之内竟翻了5倍多。
再加上各地抢米风潮迭起，日寇飞机每日狂炸，陪都重庆和各地民众人心惶急，谣诼蜂起，以至于出现了不畏敌机狂炸之威胁，而独患粮价暴涨之恐慌的社会心理。
一时之间，粮价“腾贵”成为摆在委员长面前的一种社会政治的严重问题。
委员长责令国民政府经济部下属负责粮食平价工作的平价购销处和农本局，设法平抑重庆的粮价。
时任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先后与平价购销处处长吴闻天、经济部次长兼农本局局长何廉等人商议粮食平价办法。
然而，一个星期后，刚刚降下去的米价重又涨了上去，可农本局此时已经无米可供，更没有多余的资金去采购新的米粮。
但不明真相的委员长却责令农本局继续采购米粮以供应市场。
后来，在委员长主持的每周一次的汇报会上，总有参会的部长、会长们抱怨米价上涨，财政部次长徐堪甚至把掺了沙子的低劣米摆在了会议桌上。
在战争持续等现实因素的制约下，平价难平的陪都粮价继续飙涨，严重到了非有解决之办法不可的程度。
在此情况下，一份反映经济部平价购销处和农本局等机关营私舞弊的报告出现在委员长的案头，最终促使他断然采取手令查办的决定。
1940年12月28日晚，国民政府军统局副局长戴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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