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五十四年，春，北京。
紫禁城内的玉兰刚刚绽出第一抹嫩白，护城河的冰棱彻底化尽，杨柳梢头泛起朦胧的新绿。
春日的暖意似乎也稍稍浸润了乾清宫常年萦绕的沉肃。
朱翊钧的精神头，在开春后似乎又更 好了些，批阅奏章时手腕依然稳定，召见臣工询问政事，思路依旧清晰。
只是那满头白发与脸上深刻的皱纹，无声地昭示着岁月无可挽回的流逝。
太子的身体，在经过漫长的调养后，也慢慢康复 。
虽不能如从前般承担繁重政务，但已能在天气晴好时，出席一些礼仪性的朝会，或在东宫接见部分官员，处理些不太耗神的事务。
朱翊钧看着儿子脸上渐渐恢复的血色，心下稍安，也逐步将一些不甚紧要的章奏转给东宫阅览，让他慢慢重新熟悉朝政脉络。
朝臣们见此，私下里也议论，说太子仁孝，陛下眷顾，国本终究是稳的。
然而，这初春时节刚刚凝聚起的一点平和气象，被一份远渡重洋而来的急奏彻底击碎。
那是三月中旬一个略带寒意的午后。
通政司的官员几乎是跑着将一份密封的、加盖着“南阳康王府”和“南洋总督府”双印的漆盒送入宫中。
如此远道而来、双重印信密封的急件，往往意味着海外藩国或边疆有重大变故。
冯安捧着漆盒，脚步都比平时重了几分，轻轻放在御案上。
朱翊钧正与孙承宗商议漕粮改折的事宜，见到漆盒，心头莫名一跳。
他挥手让孙承宗暂且退至一旁，自己拿起小银刀，亲手剔开火漆。
盒内是数份文书，最上面一份，是南阳总督府的正式奏报，言简意赅，却字字如刀：“万历五十三年秋，康王朱常洛于南洋城 薨逝。世子朱由校已权摄府事，并附哀表、请谥疏及康王行状。”
下面，是康王府正式的哀表与请谥文书，以及一份厚厚的、由王府属官撰写的康王生平事略。
哀表的字迹工整却力透悲怆，详细禀报了朱常洛病重、回光返照、临终遗言及后事料理的经过。
朱翊钧的目光死死钉在那“薨逝”二字上，仿佛不认识这两个字一般。
他握着文书的手，几不可察地颤抖起来。
脸上的血色，在瞬间褪得干干净净，连嘴唇都变得灰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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