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日本以“富国强兵”为目标，走上了全面西化的道路。
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竭力效仿欧美，思想文化层面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各种思潮如潮水般涌入，激烈碰撞、交汇融合。
日本因此成为亚洲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也是亚洲左翼运动的重要基地。
此外，日本还是当时亚洲革命者的大本营，孙中山、黄兴、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批仁人志士在东京、早稻田求学问道，完成思想的启蒙和革命的准备。
可以说，没有日本这个“窗口”，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或许会慢上许多年。
然而，随着日本对外扩张野心的膨胀，军国主义势力逐渐抬头，他们开始系统性地打压自由主义和左翼运动。
曾经的思想乐园，逐渐沦为军国主义的铁幕牢笼。
日共于1922年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成立，仅比国内晚了一年。
彼时日本已基本完成工业化，工人数量庞大，因此日共长期走的是苏联路线——以工人运动为核心，以武装斗争为手段。
但共产国际对日本革命的指导偏“左”，过分强调武装暴动和城市斗争。
日共提出反战、反天皇的纲领，从1928年起便遭到日本当局的大规模镇压，骨干成员几乎被一网打尽，组织濒临崩溃。
共产国际这种脱离实际的指导，给日共带来了惨重的损失。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进入战时体制，特高课对日共和反战人士更是展开“清剿式”打击，少数幸存者被迫流亡海外。
1940年，日共的核心领袖野坂参三辗转抵达西北，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开始领导在华日共的工作，并开展对日军的反战宣传和俘虏教育。
野坂参三化名“林哲”，担任八路军政治部顾问，为瓦解日军士气、争取日本俘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如今，日本投降，军队解散、政府瘫痪、民众绝望到了极点。
而美军虽然已经登陆，但尚未完成对整个日本本土的全面掌控。
这短暂的时间窗口，对于日共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所以，当袁碧泉向上级请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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