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与官府交涉的，则承诺尽力而为。
压力，开始传导到相关的地方衙门。当镇国公府的质询公函，连同确凿的证据（何时阵亡、应发抚恤几何、实际发放记录等）摆在案头时，那些原本漫不经心、甚至故意刁难的胥吏和小官，开始感到头皮发麻。他们或许不怕平头百姓告状，但对于这位刚刚立下不世战功、圣眷正隆、且明显较真的镇国公，却不得不掂量几分。尤其是当“肃清司”暗探的身影若隐若现，更有传闻说国公府掌握了某些官员贪墨抚恤的确凿证据时，一些人开始慌了。
于是，一些被拖延数月的抚恤，开始“特事特办”地发放了；一些被克扣的银两，被“追回”了部分（虽然往往只是象征性的）；对待阵亡将士遗属的态度，也“和蔼”了不少。变化虽细微，且远未触及根本，但对于那些在困苦中挣扎的人们来说，却是久旱逢甘霖。他们或许不懂朝堂争斗，但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变化，并将这变化，归功于那位“叶国公”。
与此同时，叶深通过柳青和苏映雪，继续与朝中清流及部分有识之士保持沟通，将民间疾苦、抚恤弊案的更多实例和数据，以各种方式递送到他们手中。都察院的王御史等人，本就对民生困苦、吏治腐败忧心忡忡，得到这些“实锤”，更是连连上奏，言辞愈发激烈，呼吁朝廷正视问题，加大整治力度。舆论，在悄然转向。
户部和兵部在自查压力下，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处理了几个“害群之马”（多是替罪羊），并“完善”了一些流程。虽然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敷衍，但至少表面文章做了，也释放出朝廷开始重视此事的信号。
更大的动作，发生在流民安置方面。叶深并未直接要求朝廷大规模拨款（他知道这很难），而是联合三大派和部分商会，尝试了一种新的模式。他们选中了风雷城外一片相对平整、靠近水源的荒地，以“以工代赈、军民共建”的名义，组织流民中的青壮，砍伐树木，平整土地，修建简易但牢固的房舍，开垦荒地。参与劳作者，每日可获得基本的口粮和少量工钱。房舍建成后，优先分配给参与建设的流民家庭，并授予他们开垦荒地的优先租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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