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里来回巡视，处理各种问题：干粮不够了，路费发完了，有家人失散了，有伤员要求跟着走...他耐心地听着，一件件解决，嗓子都说哑了。
傍晚时分，陈武找到他，脸色很难看：“将军，统计出来了。愿意跟我们走的，有四千二百多人，其中士兵两千一，百姓两千一。重伤员六十七人，实在走不了，已经安排到可靠人家去了。还有...还有一百多个士兵，不愿意走，说要留下来打游击。”
沈砚之沉默了一会儿：“人各有志，不强求。给他们留些武器弹药，告诉他们，如果事不可为，就撤到山里，保存实力。”
“是。”
陈武正要离开，沈砚之叫住他：“阵亡弟兄的后事，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陈武低声说，“在角山脚下找了块地，都埋了。碑也立了，刻了名字。就是...就是有些弟兄，连名字都不知道，只能刻个‘无名烈士’。”
沈砚之点点头，没再说话。他走到营地边缘，望向西边的天空。夕阳如血，染红了整个天际，也染红了远处的角山。那座山，昨天还浸透了鲜血，今天已经恢复了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沈砚之知道，有些东西永远改变了。那些埋在角山脚下的年轻人，那些即将背井离乡的百姓，还有他自己——从今天起，他不再只是山海关的守将，而是一支南下队伍的首领，肩负着四千多人的生死。
“砚之。”程振邦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沈砚之转过身。程振邦已经换上了一身干净的军装，虽然打了补丁，但洗得很干净。他的骑兵队已经整装待发，两百多匹战马在营地里安静地吃着草料。
“都安排好了？”程振邦问。
“差不多了。”沈砚之说，“明天一早出发。你打前锋，我断后。”
程振邦点头，递过来一个水壶：“喝口酒，暖暖身子。”
沈砚之接过，仰头喝了一口。酒很烈，烧得喉咙火辣辣的，但也驱散了心里的寒意。
“这一路，”程振邦望着南方的暮色，“不会太平。滦州一带的巡防营，唐山的开平矿务局护矿队，还有天津的外国驻军...都是麻烦。更不用说那些占山为王的土匪了。”
“我知道。”沈砚之说，“所以我们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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