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冬。
奉天城外三十里，老黑山。
雪下得正紧，如扯絮，如撒盐，铺天盖地地往地上盖。山道上，一行马队艰难行进，马蹄踩进尺把深的雪里，发出“咯吱咯吱”的闷响。当先一骑，马上之人裹着件半旧的灰布棉袍，脸上蒙了块青布，只露出一双眼睛，在风雪中依然清亮有神。
正是沈砚之。
他身后跟着二十余人，个个棉衣单薄，却都腰挎短枪，背插大刀。这是他从山海关带出来的最后一点家底——都是跟随他起义的老兄弟，在二次革命失败、部队溃散后，没有各自散去，而是跟着他一路北上，潜回关东。
“沈大哥，前面就到三道关了！”旁边马上，一个精瘦汉子策马靠近，是副队长陈三。他脸上冻得发青，说话时嘴里喷出白汽，“过了三道关，就算进了老黑山地界。这鬼地方，清廷不管，北洋不管，连胡子都嫌偏僻，正适合咱们落脚！”
沈砚之点点头，勒住马，抬手示意队伍停下。他从怀里掏出块怀表，表壳早已磨损得看不清花纹，指针却还走得准——这是父亲留下的遗物。掀开表盖，里面夹着张泛黄的小像，是他和父母、妹妹在老家院子里的合影，那时他还是个半大少年。
“三点二十。”沈砚之合上怀表，重新揣进怀里，抬眼望向远处。风雪太大，十步外就人影模糊，但他凭着记忆，知道前面就是三道关隘口。
“老三，让兄弟们打起精神。”沈砚之低声道，“这地方虽偏，可也保不齐有官兵巡山。咱们现在身上背着通缉令，一个闪失，就得把命搭在这儿。”
“明白！”陈三应了一声，打马往后传话。二十余人纷纷摘下背上大刀，握在手里，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
队伍继续前行。又走了约莫半个时辰，前方山势陡然险峻，两山夹一沟，沟口处立着三座残破的石砌关墙——这便是三道关。关墙早已坍塌大半，积雪覆盖下，只露出些断壁残垣，在黑夜里像一头头蛰伏的巨兽。
沈砚之抬手，队伍再次停下。他翻身下马，踩着没膝的积雪，走到最前面的关墙下，伸手摸了摸墙砖。砖石冰冷刺骨，上面布满刀砍斧劈的痕迹，还有火烧过的焦黑——这都是当年清军剿灭义和团时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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