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年，西元1915年，深秋。
天津卫笼罩在一片萧瑟的秋雨中。海河的水面上漂着枯叶，码头上卸货的苦力缩着脖子，嘴里呵出的白气在冷风中迅速消散。租界区的教堂钟声按时敲响，与老城里隐约传来的叫卖声交织，在这座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上空回荡。
法租界，维多利亚道，一栋不起眼的红砖小楼。
沈砚之站在二楼窗前，看着街道上稀疏的行人。他穿着深灰色长衫，戴着金丝眼镜，手里捧着一杯早已凉透的茶。窗外，一个报童正扯着嗓子叫卖：
“看报看报！筹安会发表宣言，主张君主立宪！杨度、孙毓筠等六君子联名吁请，国体问题亟待解决！”
“卖报！卖报！大总统发表申令，对国体问题持中立态度，听之民意！”
沈砚之的眉头深深皱起。他放下茶杯，从怀里掏出一块怀表——这是当年在山海关起义时，程振邦送给他的。表壳上有一道浅浅的划痕，是那年伏击战中，一颗子弹擦过留下的。
表针指向下午三点。
距离约定的接头时间，还有半小时。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很轻，很稳。沈砚之没有回头，只是从窗户玻璃的反光中，看见一个穿着黑色西装、戴着礼帽的男人走了上来。那人在楼梯口停住，摘下帽子，露出一张方正的脸——正是程振邦。
“砚之兄，久等了。”
沈砚之这才转过身。两年不见，程振邦瘦了些，但眼神更锐利了，眉宇间多了几分风霜。两人相视一眼，没有寒暄，只是用力握了握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坐。”沈砚之指了指屋里的藤椅，自己也在对面坐下，“路上可还顺利？”
“还好。”程振邦脱下西装外套，搭在椅背上，“从日本到塘沽，走的是货轮，躲在煤舱里三天三夜。上岸后，租界里的同志接应，一路还算平安。”
“同志们都到了？”
“都到了。”程振邦压低声音，“北京的李大钊先生，上海的陈独秀先生，广州的朱执信先生，都派了代表。还有云南的蔡锷将军，虽然没有亲自来，但派了心腹参谋。现在，全国反对帝制的力量，就等一个信号了。”
沈砚之点点头，但表情并不轻松：“袁世凯那边呢？有什么动静？”
“老袁的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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