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城攻下来的第三天，沈砚之才被抬进这座位于城北的原知府衙门。庭院里的皂荚树落了一地碎叶，青石板缝隙里还嵌着未扫净的弹壳与暗褐色的血痂。阳光很好，亮得晃眼，却暖不透这座刚刚经历过炼狱的城池。他躺在堂屋临时支起的行军床上，左腿的伤口在颠簸中又撕裂了，每一次心跳都像有人拿锥子在骨头上钻孔，可他不肯用最后一剂吗啡——那玩意儿是给快死的人准备的，他还得留着脑子想事。
“旅座，蔡总司令到了。”参谋长撩开门帘走进来，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惊扰了屋里沉重得几乎要凝固的空气。他身后跟着两个穿呢子军装、马靴锃亮的人，是蔡锷的副官。
沈砚之挣扎着想起身，被副官按住。“松公口谕，将军负伤为国，不必多礼。”那副官语气恭敬，眼神却飞快地扫过这间简陋的屋子，掠过沈砚之苍白的脸和缠满绷带的腿，没什么表情，“总司令在城外五里坡驻节，请沈将军即刻前往议事。”
五里坡。沈砚之闭了闭眼。那里是泸州城防的核心，也是北洋军炮火覆盖最密集的区域。蔡锷把他从死人堆里拖出来，又把他往刀尖上送。不是不信任，是局势逼人。
“备轿。”他听见自己干涩的声音。
所谓的“轿”，是两根楠竹杠子捆着的藤椅，由八个精壮士兵轮流抬着。出了衙门，穿过街道。废墟，到处都是废墟。倒塌的房屋，熏黑的墙壁，被扒开的棺木……有百姓已经开始在瓦砾堆里刨食，眼神空洞得像死鱼。几个护国军伤兵坐在路边，缺胳膊少腿，没人理会，只能向路过的队伍乞讨一口水喝。沈砚之的轿子经过时，他们只是麻木地抬起头，又漠然地低下。
五里坡到了。蔡锷的指挥部设在一个半毁的砖窑里，烟囱上还飘着一面小小的护国军旗。窑洞里弥漫着浓重的烟草味和汗酸味。蔡锷瘦得脱了形，穿着件旧呢大衣，坐在土坯垒的桌子后面，正对着地图出神。他的喉结剧烈地滚动着，似乎在强压着咳嗽。
“松坡。”沈砚之被扶着坐下。
蔡锷抬起头，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依旧亮得惊人。“砚之，辛苦你了。”他指了指桌上的一份电文，“段祺瑞的代表，刚才到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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