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有点刻板，但语速很快，透着技术人员的笃定。
“两位说的都有道理，但我觉得，无论是要秩序积累，还是要公平参与，都得有东西，有实实在在的技术和效率撑着，没有好的机器，工厂效率就低，东西就贵，就竞争不过其他同行，厂子垮了，工人没活干，说什么都白搭，反过来，工人待遇要提高，钱从哪来？也得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赚出利润里来。”
“因此我这些年就琢磨一件事，怎么用更便宜、更简单的法子，造出更好用的机器，让更多小厂子能用得起，能活下去，技术普及了，效率上去了，很多问题才能有解决的基础，光喊口号，光定计划，机器不会自己转，零件不会自己加工。”
他的话，务实得近乎枯燥，却像扳手敲击钢铁，实实在在。
接下来的辩论，更加激烈。
徐宗衍引经据典，阐述“秩序优先”、“阶段性发展”的必要性，认为过早强调分配与参与会破坏“积累”，是“揠苗助长”。
赵铁生则用一个个具体而微小的底层百姓的例子来质问。
“这样的‘秩序’和‘积累’，到底是为了谁？工人的命和血，是不是这‘积累’的一部分？”孙浩则不断将话题拉回到具体的技术方案和效率提升上，谈论他的标准机床如何让一个小五金厂起死回生，谈论改进锅炉能节省多少煤炭，谈论工艺流程优化能提升多少良品率。
“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饭要一口一口吃，先让厂子能开工，能赚钱，大家才有工开，有钱拿，然后才能谈怎么分得更公平，工人怎么更多说话。”
三人各执己见。
徐宗衍的理性框架，赵铁生的鲜活案例，孙浩的技术路径，在电波中激烈碰撞。
徐宗衍批评赵铁生“情绪化”、“忽视发展规律”。
赵铁生反驳徐宗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
孙浩则觉得两人都有些“空对空”，不如多谈谈“具体怎么干”。
这场辩论，没有赢家。
但它让无数收音机前的听众，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听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三种对未来不同的想象。
松江闸北，那间最大的复社夜校里，工人们挤在一起，听着赵铁生熟悉的多音在收音机里为他熟悉的群体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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