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的真正代表。
因此，早期义军将领的某些行为，是“草莽时代”不可避免的“历史代价”。
红袍的真正“正统”，在于其不断走向理性、法制的演进路径，而非停留在早期的暴力破坏和草莽英雄阶段。
文章写得旁征博引，逻辑严密，在许多年轻学子、新派文人、乃至一部分市民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原来如此......以前只觉得那些总长都是大英雄，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复杂情况。”
“史学家说得有道理，打天下和治天下，本来就不是一回事，有些旧习惯，是该改改了。”
“看来朝廷发的新版史书，才是更全面、更客观的，以前看的，可能有些美化了吧？”
“告别草莽时代......说得真好，现在我们红袍，确实应该更文明，更讲规矩，不能总是抱着老黄历。”
类似的议论，在茶馆、在学堂、在一些喜欢谈论时事的市民中间，悄悄流传。
年轻一代疑惑，但疑惑很快被权威所说服。
毕竟，朝廷都这么说了，报纸都这么写了，那些大学问家都这么论证了，难道还有假吗？
陕北，黄土高原深处，一个名叫李家沟的偏僻村庄。
这里干旱、贫瘠，沟壑纵横，仿佛被时光遗忘。
村里人多姓李，是当年跟随总长李闯王一同起事的老兄弟们的后代。
傍晚，寒风卷着黄土，吹得人睁不开眼。
村子东头，一间低矮的土坯房里，昏黄的油灯下，围坐着七八个老人。
他们都很老了，脸上沟壑纵横，如同脚下的黄土地，手上布满了老茧和裂口，指节粗大变形。他们围着一个火盆，盆里是捡来的枯枝和牛粪，烧得并不旺，勉强带来一点暖意。
火盆边，摊开着一本崭新的书，正是那本《红袍英烈传（甲子纪念修订版）》。
书是村里在县城学堂读书的后生，省吃俭用买回来，本想给老人们“开开眼”，看看朝廷新发的、印得更好的“英雄传”。
一个识得几个字、当年做过军中书吏的老人，戴着老花镜，就着昏暗的灯光，用粗哑的、带着浓重陕北口音的声音，慢慢地、艰难地读着。
读到新增章节里关于“李自成”的那些文字时，他的声音开始发抖，拿着书的手，青筋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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