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年少气盛，或为一劳永逸而行此霹雳手段，其心或可理解。然，《礼记》云，“爱人之死，伤人之患，是以君子慎战”。为君者，当有仁恕之心，泽被万物。杀降，非仁君之所为也，亦非储君宜行之举。望陛下念及太子年幼（相对而言），偶有失察，加以训诫，导其归于仁恕正道。”
出自于太原王氏的黄门侍郎王珪接口道：“陛下，治国之道，在于恩威并施。威已立，然恩亦不可废。此两千降卒，若能妥善处置，或可使其感念天恩，化敌为友，亦未可知。今尽数屠戮，虽显威权，然终究……终究是落了下乘，恐非圣人之道。”
这些五姓七望出身的官员，言语看似温和，甚至带着为太子开脱的意味（“年少气盛”、“偶有失察”），但实则绵里藏针，将杀俘行为定性为违背“圣人之道”、“仁君所为”，从根本上质疑李承乾作为储君的德行和资质。
他们的影响力遍布朝野，其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士林清议的导向。
一时之间，大殿之上，要求皇帝对太子杀俘行为进行训诫和处理的呼声，形成了不小的声势。
李承乾置身于道德舆论的风口浪尖，承受着来自文官集团和世家力量的巨大压力。
魏王李泰垂首站在班中，嘴角难以抑制地微微上扬，这一切，正是他精心策划和期待的。
面对这铺天盖地的指责，李承乾知道，自己不能再沉默。
再沉默只会让朝中某些派系，某些人更加肆无忌惮，更加嚣张。
他深吸一口气，压制住心中的怒火和一丝委屈，迈着因腿疾而略显滞涩，却异常坚定的步伐，走出了班列。
他先向御座上的李世民深深一躬，然后转过身，面向那些弹劾他的大臣们。
他的目光锐利，扫过韦挺、杜楚客，扫过那些出身高门的官员，最后环视全场。
“韦侍郎，杜长史，诸位……”李承乾的声音虽然不高，却带着一种战场上淬炼出来的冰冷和力量，瞬间压下了殿内的议论声，“尔等引经据典，高谈阔论，言必称仁德，语必及圣道，站在云端，俯瞰战场，自然是觉得孤……觉得本宫行事酷烈，有违仁义。”
李承乾的语气带着明显的讽刺，让韦挺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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