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顿了顿，继续分析：“僚人叛乱，固然可恨，但需究其根源。奏报中说“因不满新任汉官推行税赋、征发劳役过急，且与当地豪酋素有积怨”。此中可见，地方官吏施政或有不当，激化矛盾，亦是诱因。若一味强压，即便暂时平定，仇恨已深，他日恐再生变。故臣以为，军事镇压必不可少，以迅速恢复秩序，彰显国威。但同时，需选派干练大臣随军，战后妥善处理善后，惩办激起民变的贪酷之吏，安抚当地僚汉百姓，重新划定赋税劳役，使其合情合理。如此，方能既平眼前之乱，又绝长远之患。”
长孙无忌的这番言论，显然更加全面，考虑到了军事、政治、民生多个层面，体现了成熟政治家的眼光。
不少大臣点头表示赞同。
接着，中书令杨师道也出班奏道：“臣附议长孙公之言。此外，用兵之事，需慎选统帅。西南山林密布，瘴疠横行，非熟悉当地情势、善能用兵者不可。且大军远征，粮草转运乃是重中之重，需户部、兵部、沿途州县通力协作，方能保障无虞。”
门下省侍中岑文本补充道：“杨公所言极是。臣还想到，叛乱消息传出，周边州县必然恐慌。朝廷除派兵外，还应明发诏令，安抚周边，申明只惩祸首，不累无辜，以免波及扩大，造成更多动荡。”
几位重臣各抒己见，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总体上倾向于“剿抚并用”，先以军事手段迅速平定主要叛乱，再辅以政治手段善后安抚。
李世民听着众人的议论，怒火稍平，但眉头依旧紧锁，显然在权衡利弊。
他心中清楚，僚人之叛，绝非孤立事件，背后是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长期复杂的关系。
如何处置，关乎西南边疆未来数十年的稳定。
就在这时，一个清朗而带着几分急切的声音响起：“父皇！儿臣愿往！”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魏王李泰从皇子班列中大步走出，来到殿中，朝着御座深深一揖，昂首道：“霸州僚贼猖狂，杀我大臣，屠我子民，儿臣闻之心痛，愤慨难平！儿臣虽不才，亦曾读兵书，晓大义。愿请兵符，率一旅之师，南下平叛，擒拿贼首，以慰向刺史及死难军民在天之灵，扬我大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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