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丽梅办公室出来后的整个下午，张艳红都处于一种高度紧绷的状态。她强迫自己专注于工作，处理邮件，与团队沟通，审核方案，用忙碌来麻痹纷乱的思绪。然而，韩丽梅那番话，字字句句，如同烧红的烙铁，深深印在她的脑海里。“注意分寸。”“别让私事影响公事。”“你的价值在于你能为公司创造什么，而不是……”这些话，既是警告，也是某种冰冷的指引，逼迫她去直面那个她一直试图逃避或和稀泥的核心问题——与原生家庭的边界。
与此同时，那个陌生号码的来电和短信轰炸并未停止。从上午会议期间开始，到下午，每隔半小时左右，就会有一次来电。她拉黑了，对方就换一个号码继续打。短信内容也从最初的质问“为什么不接电话？”“你怎么这么狠心？”逐渐演变成“强强发烧了！”“你哥气得要犯心脏病了！”“酒店要赶我们走了！”之类的半真半假的哭诉和威胁。
张艳红一概不予理会，只是将每个新号码也拉入黑名单。她知道，这是兄嫂的施压手段，一旦她回应，哪怕只是问一句“强强怎么了”，就会立刻陷入无休止的纠缠和得寸进尺的要求中。她必须硬起心肠。韩丽梅的警告言犹在耳，她不能，也绝不允许私事影响到工作。
直到下班时间，手机才暂时消停。但张艳红知道，这平静只是暂时的。她收拾好东西，走出写字楼，冬日的傍晚，寒风凛冽。她没有立刻去取车，而是在附近的便利店买了个面包，就着矿泉水草草吃了，算作晚餐。她需要时间冷静，也需要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
那家廉价的“悦来快捷酒店”，像一个散发着不祥气息的漩涡，她知道，自己今晚必须再次面对。三天之约，已经过去了一天。兄嫂绝不会满足于那间破旧的小标间和几百块的饭钱。他们必然在酝酿着更大的要求。
果然，当她开车再次来到那条昏暗的街道，停在那家旅馆门口时，远远就看到哥哥张建国蹲在旅馆门口的花坛边抽烟，脚下已经扔了好几个烟头。昏黄的路灯下，他缩着脖子，穿着那件半旧的棉袄，背影透着一股颓丧和压抑的烦躁。看到张艳红的车，他立刻站了起来，扔掉了手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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