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对我集团在环保科技领域的品牌专业度、投资审慎形象造成负面影响，潜在商誉损失量化评估区间在八千万元至一亿两千万元之间。我们可以取中位数一亿元作为申请依据。这个数字，结合‘信达’当前股价暴跌、债券抛售、融资渠道冻结的现状，足以论证其偿债能力的不确定性和我方债权实现的紧急风险。”
“好！”老律师点头，“就用这个数字。证据链方面，‘信达’股价连续跌停的公开记录、债券异常交易数据、其合作银行重新评估信贷风险的行业消息、以及那篇引爆舆论的深度调查文章，都是证明其‘情况紧急、可能转移资产’的有力佐证。而我们与‘信达’之间关于‘绿源’的转让协议、以及那份至关重要的、载明技术风险并获得对方确认的《补充说明》，则是证明双方存在法律关系、且该‘潜在损害’与‘信达’在‘绿源’项目上的行为存在因果关联的核心证据。”
另一位擅长知识产权和竞争法的年轻合伙人，则专注于那份起诉状。“关于不正当竞争和商业秘密侵权部分，重点是‘新源’团队被挖角事件。我们之前搜集的，包括‘信达’方面与‘新源’核心人员在离职前异常接触的通讯记录（部分）、‘新源’团队跳槽后，‘信达’相关业务领域技术路线和研发进展的突兀转变、以及我们内部被非法复制的部分非公开技术文档的痕迹证据，已经形成了初步证据链。虽然直接证明‘信达’指使窃密的证据链还不完整，但足以在法庭上启动初步举证责任，并申请证据保全和调查令，进一步深挖。”
周秘书记录着要点，同时传达韩丽梅的明确指示：“韩总强调，法律行动的目的，一是在‘信达’最虚弱的时候，施加最大压力，冻结其流动性，打乱其自救步骤；二是通过公开的诉讼和保全申请，向市场、向‘信达’的债权人、向所有观望者，传递一个明确信号——‘丰隆’不仅与‘信达新材’的困境无关，更是‘信达’一系列不当竞争行为的受害者，现在，我们要开始反击，并依法维护自身权益。这是战略威慑，也是收复失地的前奏。动作要快，证据要硬，出手要准。”
“明白！”法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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