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资本。女儿的“不管不顾”和“划清界限”，在她看来是忤逆，是忘本，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张成贵看着她因愤怒和偏执而扭曲的脸，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他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了。几十年的夫妻，他太了解王桂芬了。她的世界观就像那间老房子的墙壁，早已被陈腐的观念糊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任何外来的光线和新鲜的空气都无法进入，只会被她视为异端和挑衅。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王桂芬将她无处发泄的怨气和固执，变本加厉地倾泻在张成贵和所能接触到的外部世界。
她对张成贵极尽埋怨和羞辱，骂他“没用的老东西”、“连自己闺女都管不住”、“当初要不是你怂，早点把俩丫头的婚事定下，现在也能拿捏住她们”。张成贵起初还试图辩解几句，后来便彻底沉默，只是更佝偻了背，每天机械地做饭、熬药、打扫，忍受着无休止的责骂。
她试图联系女儿，但只有助理那个冷冰冰的办公电话。她对着电话哭诉、怒骂、以死相逼，接电话的助理永远用客气而疏离的语气重复着：“张总工作繁忙，您的问题我们会记录并按规定流程处理。关于医疗费用报销，请按之前发给您的指引操作。关于赡养费，已于每月5号按时支付。其他事项，不在协议范围内，抱歉无法处理。”几次之后，连这个号码也常常处于“正在通话中”或无人接听状态。
她试图动用“舆论”武器，拖着病体，在还能走动时，去街坊邻居、旧日熟人那里哭诉，痛陈两个女儿的“不孝”和“冷酷”，抱怨她们“有钱了就忘了娘”、“不管兄弟死活”。起初，确实有一些不明就里的老人，跟着附和几句，感慨“世风日下”、“闺女靠不住”。但更多的人，在听说了她家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欠下巨债跑路、而张家姐妹如今是名副其实的大老板之后，脸上的表情就变得微妙起来。安慰是敷衍的，眼神里却藏着不易察觉的嘲讽和了然。甚至有从前与她交恶的邻居，背后嗤笑：“以前把儿子宠上天，把闺女当草，现在儿子烂泥扶不上墙，倒想起闺女来了？哪有那么好的事！”
更让王桂芬感到刺骨寒冷的是亲戚们态度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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